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议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印度尼西亚提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短短两年多时间，“一带一路”不仅成了中国实现和平发展、全面复兴宏图大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牵动国际关系走势的全球行动。

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背景和目的是什么，推动实现“一带一路”将遵循哪些原则，“一带一路”的主攻方向和当前着力点集中在哪里？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2014年3月发表的白皮书《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对此做了具体阐述。各方面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也做了充分论述和解读。但就目前情况看，可以说人们对“一带一路”这个划时代倡议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到位。如果我们放宽视野，站在创新区域合作模式、推动国际秩序重建、引领时代发展潮流、促进人类文明进程的历史高度，深入研究“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新结论。

第一，“一带一路”是创新亚洲地区区域合作模式的新思路。

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紧密。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的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是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重要表现，也是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升级换代的主要驱动力。中国所在的亚洲地区，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增长潜力最大的一个地区。但是，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亚洲国家经济合作的意愿较低，经济一体化水平不高。相互间经济依存度远低于北美国家，更低于欧盟国家的水平。

在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经济体量很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但三国间的经济一体化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俄罗斯、蒙古和朝鲜三国经济上存在着明显的外向性需求，但缺少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内在动力，对外开放与合作力度不够，朝鲜甚至长期实行封闭式的发展战略。在中亚地区，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等五个新国家，经济上曾共处于统一体系之内，地缘和人文方面也有密切联系，但独立后相互关系复杂，经济合作举步维艰，互联互通意愿很低，原有的基础设施互联体系，如供电网、公路网等，也被人为断裂。在南亚地区，印度等八个地区国家结成南亚联盟，但成员国的发展思路和资源秉赋差异巨大，各国虽为共谋发展虽然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成效甚微。唯有东南亚地区，印度尼西亚等国在东盟框架内密切协调与合作，并于十多年前大胆提议构建共同体，在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方面多有建树，明显地走在了亚洲其他国家的前面。

全面考察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和中国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各国发展经贸关系、推进技术合作，尤其是共建基础设施的成就和经验，可以说，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倡导和引领周边国家广泛开展务实合作，争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互协调，取得突破，不仅极为必要，而且完全。在某些条件较好的国家和次地区，可以统一规划，共同建设，共同使用；暂不具备共建条件的国家和次地区，可以各自规划，单独建设，而后相互借用，彼此受益。就这样，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思路，实行不同方式，就可以推动古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互联互能，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国周边各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也说明这一倡议恰逢其时。如果能顺利推进，首先实现政策相通，使“一带一路”与相关各国的发展规划有机衔接，使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国家联盟、俄罗斯主导的欧亚联盟以及拟议中的中日韩经济合作相互协调，“一带一路”完全有可以成为打造亚洲区域合作新模式、开拓亚洲互利共赢新局面、提升亚洲经济一体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成为打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进而成为打造整个亚洲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有效手段。

第二、“一带一路”是重新激发南南合作内生动力的新范式。

二战结束以来几十年间，国际社会一直为南北方国家之间，即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少数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不断扩大而困扰。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自立图强、脱贫解困提出了南南合作的设想，并为此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但是，由于南南合作缺少发达国家的真诚配合与支持，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又缺少切实可行的中长期纲领和多边行动计划，南南合作始终处于裹足不前、举步维艰状态，总体成效非常有效。进入21世纪以来，如何提升南南合作的质量和水平，打造南南合作的升级版，如何激发南南合作的活力并创新合作机制等问题，再次提到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上来。

中国领导人发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首要目的是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共同破解中国周边地区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严重掣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难题。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实现地区国家基础设施的互联与互通，同时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产能合作与技术合作，扩大相互间的经贸规模，开辟金融合作的新渠道，并进一步深化人文交往，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最终以中国的快速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及古丝绸之路沿线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最终不仅惠及中国自身和中国周边各国，同时也惠及原苏联东欧地区的所有转型国家，同时也惠及非洲及至更远地区的大批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其中包括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程中的主要代表。中国倡导并推进“一带一路”，本身就是南南合作中的重大创举。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倡议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包括远在非洲、拉美和南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满怀期望和热情，与中国探讨参与“一带一路”的可能性，许多国家已与中国政府或相关部门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等文件。对于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热烈欢迎，积极参与。印度、南非、巴西、埃及、阿根廷等新兴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加入亚投行，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南南合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在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中国提出了打造中国—中亚、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而后又陆续提出了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中国—非洲命运共同体、中国—拉美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相关构想和主张。如此下去，南南合作自然而然地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出现前所未有的广泛参与、全面推进、联动发展、利益交织、共同进步的历史新局面。

第三，“一带一路”是引领和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创举。

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并非始自今日。这一过程往往与国际经济关系、贸易格局、金融秩序、行为规则、安全机制的构建或重整相联系，其结果不仅事关参与国的发展取向，而且事关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沉痛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为帮助濒临破产的西欧国家在废墟上实现战后重建，拯救百孔千疮的西欧经济和危机四伏的社会，斥巨资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即所谓的欧洲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对于美国和西欧而言是成功的，其结果是所有西欧国家从此更加仰仗美国人之鼻息，全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反共阵线，搭上了美国称霸欧洲和世界的战车，这就大大加剧了刚刚开始的东西方冷战。美国通过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名为复兴欧洲，最初还摆出高姿态，邀请苏联和东欧国家参加，但实际推行的是美国主导下的区域合作，实施的是霸权逻辑下的共建理念和集团政治背景下的经济一体化，从而打造了一个长期服务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势力范围。如果没有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也不可能有后来的冷战堡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当时的苏联政府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了美国的意图，因而拒绝了美国要苏东国家参与欧洲复兴计划的建议。但是，在两个对立阵营、两种社会制度、两个平行市场、两大货币体系的思想指导下，苏联带领东欧各国搞起了莫斯科主导下的“经济互助”，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即经互会的，不仅有东欧各国，后来还有亚洲和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不同于欧洲复兴计划的经合体系和框架内，苏联根据壮大自身实力地位并扩张势力范围的战略需要，极力推行国际劳动分工，在内政外交两大方面严密控制经互会成员国，同时建立了以莫斯科为总部的政治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其结果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某些参与“国际劳动分工”的国家日益成为其附庸，严重丧失主权与独立：另一方面，某些不愿苏联控制的国家与苏联反目为仇，分道扬镳，导致社会主义大家庭最终瓦解。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首先基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同时也基于人类利益的共同性，基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和进步的崇高理念。这一理念摈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游戏，反对丛林法则，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超越资源秉赋障碍和自然地理阻隔。它不从根本上打破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去颠覆现行的金融合作机制和产能转移规则，更不是重划势力范围和重建集团政治，而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道路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历史大潮，引导世界各国探索相互尊重并相互支持、共担风险和共克时艰、互利共赢与合作共赢的新道路，最终形成更为公正合理、更为健康稳定、得到广泛认同并使各国人民普遍受益的国际关系新体系。

第四，“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新途径。

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两千多年前起始于中国的古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物品和特产带到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地区，同时也使欧洲和世界各地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传入中华大地，其伟大意义在于沟通了东西方的直接联系，实现了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多次谈到，随着中国的自身发展和逐渐走向强大，中国应当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表示，全面复兴和崛起中的中国，应当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与共同进步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命和义务。“一带一路”是实现当代中国人这一崇高意愿和理想的新途径。

当今世界属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新时代，中国倡导并大力推动建设陆上和海上两个新丝绸之路，首先着眼于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的瓶径。在这个可能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将会尽最大努力，为“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多种形式的财力、物力和智力支撑。面对不可预测的风险和挑战，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能为困难和挫折承担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也就是说，为了充分兑现和全面履行中国领导人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中华民族将义无反顾、矢志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中国倡导并推动实现“一带一路”宏伟计划，将使拥有数十亿人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一道，全面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现代化的步伐，这将有助于缩小人类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发展鸿沟，较好地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失衡与两极分化问题，从根本上铲除国家间对立与冲突的土壤，铲除以国家为背景的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实现这样一个崇高目标，将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了不起的新贡献。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是开放而不是排他的，是包容而不是封闭的。实施“一带一路”，不仅要发掘广大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潜力，同时也要动员和利用发达国家的富余资源，调动国际金融机构和相关组织的潜能。邻国间的、次地区的和跨区域的资源配置、金融合作、产能转移、技术交换、劳动力流动，将使相关国家和地区，首先是欧亚大陆在基础设施方面实现前所未有的相互连通。这就会带动并推进更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政策理念相互衔接，进一步夯实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使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深入展开新形式的互动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届时将不再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历史发展新常态。人类社会如能形成这样一个新局面，中华民族的贡献不仅无可比拟，也无法估量和超越。

作者简介：

于洪君，一带一路百人论坛顾问委员。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洪君为国际问题专家，曾长期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目前重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当代中国外交。

于洪君同时又是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过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同时出任国际金融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