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凤凰周刊。

近年来，中国与印尼关系不断走近。2013年，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南海问题上，作为最大的东南亚国家，印尼无疑是重要的平衡力量。在我看来，中国发展与印尼的关系不应过分依赖华人。由于美日在印尼耕耘日久，中国应当循序渐进，中国企业到印尼投资也需更多的调查研究。

印尼华人效忠的是印尼而非中国

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加深，印尼华人在中国和印尼之间扮演了越来越多的桥梁和中介角色。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在处理与印尼的关系中，都不应当过度依赖华人。中方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还是应当多加注意——因为这部分华人入了印尼国籍，跟中国从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我们需了解，他们效忠的国家是印尼，而非中国。

不能将印尼华人看作是铁板一块。他们分为很多种：一部分人已经不把自己看做是华人，完全融入了印尼社会，现在政坛上的一些华人部长基本属于这一类；另一部分做生意的华人则成为游走于国际社会间的人，他们的公司遍布全世界，考虑问题更多也是从生意角度出发；而相当数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华人，他们的生活比较贫穷，还在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讲印尼华人如何如何，他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在我看来，如今许多的印尼华人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印尼的主流社会中，经济上他们非常强势，但政治上还没能完全融入。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人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华人则信仰佛教、孔教、天主教或基督教，宗教上是隔阂的，文化上某种程度也是分离的，所以行为方式上也会有一定差距。

因此，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可以利用华人的渠道、人脉做一些工作，但不能过度依赖华人；跟印尼打交道还是要多跟印尼土著企业交流，获益也会相对多一些。

印尼原矿禁令早应预见

近年来，中国在印尼的投资上升很快，从原来排名在十名开外，到最近排进前五，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印尼的煤炭资源丰富但仍然缺电，近年来中国在电力、能源上的投资增长较快，一些公路、桥梁也由中企承包建设。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也有所发展，比如吉利汽车在印尼设厂，华为、中兴在印尼的经营也都不错。整体而言，中国在印尼的投资已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印尼政府近期颁布的11个组合配套的经济刺激措施，对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投资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但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投资印尼这样情况复杂的大国，前期的调研非常重要，也要做好风险防范准备，亦要做好对当地媒体的舆论工作。毕竟，印尼存在的很多风险是中国企业家在国内很难遇到的。现在一些在印尼投资的中企往往只凭着一股热情，缺少前期调查，也没有向研究印尼的专家进行咨询。有的企业家带着翻译，有的连翻译也不带，以为那边有华人可以解决，结果发现很多地方很被动。实际上无论是在印尼，还是在其他任何国家投资，中企都应“一国一策”地对待，因为每个国家差别都很大，盲目投资往往只能失败。

2014年印尼实施原矿出口禁令，导致大量中国在印尼投资开矿的企业家损失惨重；但事实上，这样的政策是可以预测的。随着印尼民主化的推动，经济民族主义的上升是毫无疑问的，颁布原矿出口禁令也顺理成章。印尼此前大量出口原矿虽然对经济有好处，但也与企业同当地官员的勾结腐败有密切关系，新领导人上台想要铲除这一问题也无可厚非。

并且，印尼对原矿的禁令早在2009年就颁布了，直到2014年才正式执行。或许因为这样，很多中国企业主对印尼的情况出现了误判。他们以为，印尼经济必须依靠原矿出口，否则政府难以承受经济上的损失。有人甚至说，在印尼做生意法令是一回事，执行是另外一回事，低估了印尼政府的执行力。当然，也有中国企业遵循印尼的政策，在当地进行冶炼再出口，但由于一些企业的投资量很大，加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圈了地后迟迟未能开工。

在印尼做生意的中企应该知道，印尼是民主社会，守法、诚信、公开透明都很重要。所以，如果按照以往惯常的做法很可能会行不通。中国对当地投资时一定要找好合作伙伴，企业承包的项目也应尽量实现用工本地化。印尼是发展中国家，对劳工的使用问题非常敏感，一定要注意实施本土化策略，以及对劳工的培训。目前来看，雅万高铁项目在这方面是一个不错的范例。

不容忽视的美日因素

虽然印尼是海外华人最集中的国家，但由于“9·30”印尼排华事件以及后续排华的影响，两国断交多年，中国在印尼的根基跟美国、日本相比仍然较浅。近年来中国在印尼加大了投入，但这仅仅只是开始。对现今的中国而言，印尼在外交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正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接见印尼总统佐科时指出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大和第三大发展中国家，两国的身份契合度比较强；第二，从地缘政治上看，印尼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是亚洲和大洋洲沟通的重要通道，印尼群岛中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七大海峡都是中国贸易运输非常重要的通道，对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在安全方面，南海问题上印尼在东南亚国家中扮演着一个建设性协调者的角色，有助于未来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现任印尼总统佐科上任伊始便提出建设“全球海洋支点”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海洋经济、海洋文化、海洋基础设施、海洋安全、海洋外交五个支柱。前三个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紧密联系。比如两国在海洋基础设施互利互通、港口建设上，在海洋经济比如渔业、勘探等方面都有合作空间，同时两国也都强调培养民众的海洋文化意识。但在海洋安全和海洋外交方面，印尼更多侧重于和欧美、日本进行合作。

印尼从1999年实行民主改革以来，成功地实现从一党独大的威权体制转化为多党联合执政的多元民主体制政府的转型，其中很重要的是加强了对权力的制衡。民主化后印尼政坛呈现出多个政党间不断博弈、融合的局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转型成功的一个反映。多党间的博弈和融合同时也造成印尼国内政治形势的不稳定，但这种不稳定不会对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内部的动荡是向内的利益分配，而不是对外。真正对中国起影响的并不来自印尼本身，而是背后的日本、美国因素。

由于印尼在世界和区域中的重要性，任何大国都不会放弃对印尼的投入。美国在印尼经营多年，从冷战时代开始便通过各种青年伙伴计划，培养印尼的青年学子去美国留学。经济方面，美国矿业巨头、全球最大铜生产商“自由港”公司一直控制着印尼巴布亚省的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苏哈托时代30年的执政党专业集团党培植其代理人。

日本则通过对印尼的官僚阶层施加影响。如今印尼经济统筹部下属的很多处、局级干部都是留学日本的精英。印尼很多经济的计划、规划也在学习日本模式。在雅万高铁之前遭遇的波折中，尽管交通部长佐南是华人，但某些方面他还是偏向日本。而公共工程与住房部部长巴苏基在雅万高铁没敲定之前，也曾公开表示其个人倾向于使用日本技术。

发展对印尼关系应精耕细作

发展与印尼的关系，中国要精耕细作，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印尼是一个多元社会，很多问题如果操之过急，反而会引起麻烦。

在印尼众多政党中，民主斗争党毫无疑问是一个对华比较友好的政党。该党由民主党分裂产生，可以说是苏加诺女儿梅加瓦蒂一手创立的。基于和苏加诺的关系，民主斗争党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对象。

2014年佐科最主要竞争对手、大印尼运动党党首普拉博沃被公认为是1998年反华暴乱的主使，但此人的性格是多重和矛盾的，不应对其贴上反华标签。他在2014年竞选时提出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他领导的大印尼运动党与民主斗争党一样，基础在草根阶层，继承了部分苏加诺的思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他做事特立独行，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中国可以与他合作，如果一味反对他，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印尼伊斯兰教法学者委员会这两个全球最大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但这种联系某种程度上还是机构之间的，人员间的联系仍然较少。中国回民去印尼的也很少。双方人员往来虽然有，但是分量与两国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相匹配的。

印尼是一个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巴厘岛爆炸、雅加达爆炸，都对印尼的经济和国民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伤害。因此，反对极端主义是印尼和中国的任务，也是两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现在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是，一些极端主义青年通过印尼到中东等国接受恐怖主义的训练，这是两国需要合作进行防范的，因为一旦蔓延对两国都将造成冲击。但在面对极端主义时，两国民众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方式和态度有所不同，比如，有印尼网民对中国打击新疆极端主义很不满，这需要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沟通。

另一方面，中国也要重视与印尼在人文领域的交流。目前两国间智库的互动还不太多。印尼的智库不多，但我们要有意识地在当地培养了解中国的智库学者，以便更好地阐释中国的政策，这样做效果会更好。发展和印尼关系的核心，在于慢慢改变当地对华人的舆论环境。特别是南海问题发生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有妖魔化倾向，此刻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正面形象十分关键。

作者：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