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国家治理》周刊 作者： 人民论坛理论研究中心

执笔：赵博艺

核心提示： 在自由贸易区领域，中国从旁观到参与，从跟随到引领，需要以四大在建自贸试验区为试点，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不断追求机制、体制、法治上的创新和突破，并通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唯此才能真正构建起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经济全球化过程已经表明，自贸区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从全球范围来看，已有119个国家建立了超过2300个自贸区，出口总额超过2000亿美元，创造1亿个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拥有13亿多人口、超过30万亿元的国内消费市场、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及8000美元的人均GDP，受益于自身得天独厚的要素禀赋，在经济全球化进步发展进程中，中国期望通过构建新的全球价值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吸收国外高端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要素来推动中国经济升级。作为使命担当者，中国的自贸区建设将为自身乃至世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目前在建的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虽然起步于对自贸区内的货物关税免于实施惯常海关监管，但作为涉及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块试验田，自贸区“不要政策，要改革”的本质是对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的呼唤。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当前，中国自贸区建设无疑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了更加准确、深刻地把握这一全新的试验区，我们通过时间节点、空间布局、顶层设计三个视角，对中国自贸区建设进行了透析。

自贸区诞生的时间节点

“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新世纪的头20年是我们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时间跨度正好起于世纪之初的“入世”，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这是中国从融入世界经贸体系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发展时期，也是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的转型发展期。为此，我们必须走好这一关键的历史阶段，抓住关键的历史节点。

积极应对国际形势   

当前，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逐步边缘化，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协定大有取代之势，国际经贸投资规则进入了重塑期。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伴随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持续僵局，世界贸易组织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遭受极大挑战。此外，中国还遭受了由西方所主导的TPP、TTIP和BIT（双边投资协定）新贸易谈判规的排挤挑战。其中，TPP更是成为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峻的国际形势不仅阻碍了中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贸发展空间造成了挤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策略不仅影响重大，而且具有风向标的示范作用。今年2月，TPP12个成员国签署协定，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同盟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能积极参与其中，有可能被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如果被动接受新规则，竞争优势可能弱化。如何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实现自身贸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新发展，以及为新规则、新秩序的制定与构建开辟新路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加快推进开放进程

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改革与开放的二重奏。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此诞生。1984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经济特区和前沿开放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格局。此后，城市新区建设成为了开放发展的主要推手。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2005年10月天津滨海新区成立、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成立、2011年6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成立、2012年8月甘肃兰州新区成立、2012年9月广东广州南沙新区成立、2014年1月陕西西咸新区及贵州贵安新区成立、2014年6月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及大连金普新区成立、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区成立……城市新区建设树立了改革开放的新典范，并将开发开放推向更高层次。

党的十八大后，自贸区建设的大门顺利开启。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2014年11月自贸区面积扩展，12月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区获批设立。中国通过自贸区建设努力探索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来带动“转方式、调结构”中矛盾问题的解决。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我国对外贸易额的38%。在此种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刘昕评价的那样，“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积极应对国际形势   

当前，全球性多边贸易协定逐步边缘化，区域性和双边贸易协定大有取代之势，国际经贸投资规则进入了重塑期。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形成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同时，伴随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持续僵局，世界贸易组织构建的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遭受极大挑战。此外，中国还遭受了由西方所主导的TPP、TTIP和BIT（双边投资协定）新贸易谈判规的排挤挑战。其中，TPP更是成为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严峻的国际形势不仅阻碍了中国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而且对中国未来的经贸发展空间造成了挤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对复杂国际形势的策略不仅影响重大，而且具有风向标的示范作用。今年2月，TPP12个成员国签署协定，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同盟正在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不能积极参与其中，有可能被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如果被动接受新规则，竞争优势可能弱化。如何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实现自身贸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新发展，以及为新规则、新秩序的制定与构建开辟新路径，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加快推进开放进程

新时期，中国发展的每一步无不伴随着改革与开放的二重奏。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并颁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国经济特区就此诞生。1984年5月，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经济特区和前沿开放城市共同构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早期格局。此后，城市新区建设成为了开放发展的主要推手。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2005年10月天津滨海新区成立、2010年6月重庆两江新区成立、2011年6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成立、2012年8月甘肃兰州新区成立、2012年9月广东广州南沙新区成立、2014年1月陕西西咸新区及贵州贵安新区成立、2014年6月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及大连金普新区成立、2014年10月四川天府新区成立……城市新区建设树立了改革开放的新典范，并将开发开放推向更高层次。

党的十八大后，自贸区建设的大门顺利开启。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2014年11月自贸区面积扩展，12月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区获批设立。中国通过自贸区建设努力探索以更高层次的开放来带动“转方式、调结构”中矛盾问题的解决。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4个，涉及22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我国对外贸易额的38%。在此种背景下，自贸区建设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正如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刘昕评价的那样，“自贸区试验意义比肩甚至超越第一轮以开放促改革时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自贸区相关的顶层设计

目前，中国的四个自贸区都是带有“试验区”后缀的自由贸易区。换言之，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大自贸区建设是新常态下带有试点性质的改革开放先行地，是新形势下中央对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安排。

周全考虑安全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立足在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每一次重大的改革与开放策略，都需要进行周全的安全考虑。“冷战”结束之后，伴随中国融入世界脚步的加快，“入世”的第二年我们便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探索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之后，中国依托国际贸易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而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发展的压力也日渐显现。尽管中国经济抵御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来自国内外的潜在风险和增长压力，迫使我们推进全面深化的改革和全面高水平的开放。为此，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了涵盖“11个安全”领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而为新形势下探索开放发展提供了安全保障方面的理论指导。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后锐意推进改革走向全面、深化，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统领编织确保国家安全的全方位、立体化的保障网。作为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努力化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潜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同时特别强调，“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经贸往来是国家以及地区间最普遍、最主要的联系，经济安全也因此成为国家间的重大关切。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打造命运共同体”既是安全理念，更是发展理念。这一理念在自贸区的开放发展中，通过底线思维展现出开放姿态和安全保障两方面的高水准。例如，上海自贸区实施的“一线逐步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监管服务新模式，就充分体现了自由与安全相融合的开放发展理念。

启动新的发展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格局。如今，四大自贸试验区纷纷落地，尽管建设发展时间不长，改革创新仍在探索起步阶段，但已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绩，逐渐成长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自贸区的建设探索始终要面对思维定势和既得利益的阻碍。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指出，“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既适用于内，也适用于外。转型中的中国在改革与创新过程中，我们需要打破定势，以先进的理念为指导，探索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经济发展平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TPP是排他性的，中国却是开放性的。从世界历史的发展看，开放性的会强过封闭性的、排他性的”。

自贸区建设“连点成线”将开启加速发展新阶段。2014年12月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对区域发展的三大战略而言，自贸区无疑将成为推进战略落实的重要抓手。正如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自贸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所说，“自贸区绝不仅是中国已有保税区的简单升级版，而是一个对国内外充分开放竞争下的特殊综合经济体”。

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自贸区建设进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广东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认为，“改革是自贸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功能和使命”。自贸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亮点。负面清单式的开放方式，是一种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尝试。国务院于2015年4月20日发布中国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分为15个门类、50个条目、122项特别管理措施，四大自贸区将分工协作，统一适用。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77个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的国家。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沙海林指出，“政府职能转变是自贸区建设的核心任务，在实际操作中要注重市场主体的感受度和满意度，以此衡量各项改革的实际成效”。如今，众多前来自贸区“掘金”的企业挂在口边的不再是“政策红利”，而是“制度红利”。

历史的进步通常是递进的滚动式发展，自贸区诞生于国家发展积累与战略规划刚好契合的历史节点。中国的自贸区既肩担民族复兴大业，又受约束于特殊的内外形势，只有把握好历史节点，充分利用前期的积累，以战略的眼光做好规划，才能推进跨越式发展。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在自由贸易区领域，中国从旁观到参与，从跟随到引领，需要以四大在建自贸试验区为试点，围绕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战略要求，不断追求机制、体制、法治上的创新和突破，并通过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逐步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唯此才能真正构建起国际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执笔：赵博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