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博雅/CBNRI研究员

            王韬/CBNRI 助理院长

自2013年中国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习近平主席几乎陆续出访了所有沿线的主要国家，却唯独绕开了中东。中东位于“一带一路”海陆两线环绕的核心地带，是“一带一路”的结合部，重要性不言而喻。习近平中东之行的开启，终于填补了这块空白，标志着中国国家元首的出访足迹已遍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也彰显了中国对中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谨慎态度。

2014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提出深化中阿合作，要做好顶层设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构建“1+2+3”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其中，能源合作不再单纯强调能源供给，而是提出要深化油气领域全产业链合作，维护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构建互惠互利、安全可靠、长期友好的中阿能源战略合作关系。可见，中国在中东的布局已脱离“能源供给”的陈旧话语，转而打开视角、把中东视为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另一方面，中东各国也早早提出了“向东看”的政策，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伊朗、埃及等国均是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埃及内阁还专门成立了中国事务小组。“一带一路”对接“向东看”，体现了中国与中东在新时期下深化能源、市场、安全的多维度双边合作的热切期待。

中东是中国油气供给的心脏地带。以石油为例，该地区的产油大国主要包括海合会成员国（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6国）和两伊等国家。习总首访中东，对象包含沙特、伊朗这两个油气大国，其中沙特是世界原油第一出口国。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能源都将继续是中国在中东布局的重点。

根据EIA统计（图1），2014年，中东国家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48%，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前六大来源国中有4个国家来自中东地区，其中沙特更是以16%的高居榜首。而中东外的其他进口国则比较分散，安全风险偏高（如安哥拉、委内瑞拉、南苏丹等国）。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一直稳坐中国原油进口第一大国宝座的沙特，今年受到了俄罗斯的强大挑战。中国海关总署2015年月度进口数据显示，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轮流成为中国最大原油进口国，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沙特与俄罗斯两国在低油价下所面临的困难。

反观美国，2014年美国十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加拿大、沙特、墨西哥、委内瑞拉、伊拉克、科威特、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安哥拉，其中加拿大以接近40%的占比高居榜首，前四大进口国占了总量的75%。（图2）。对比中国，可以看出美国的进口源国家相对安全稳定，且大多处于美国所在的西半球。曾经位居前列的尼日利亚，早已成为十名开外。EIA分析指出，尼日利亚占比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产量不断增长的轻质油与尼日利亚原油品质接近，加上美国东海岸炼油厂对轻质原油需求收缩。此外，尼日利亚国内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应该也加剧了这一下降。

以上数据表明，在全球能源消费重心向东、生产重心向西的新格局下，中东（以及包括中亚在内的周边地区）将日益成为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渠道。相对应地，也没有任何一个市场比中国对于中东产油气国家更具吸引力。然而从总体上看，中国未来的能源供给面临比美国更大的安全挑战。

随着国内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和天然气市场改革的深入，国内天然气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卡塔尔已经是中国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一来源国，但未来解除制裁的伊朗将成为一个亮点。根据2015《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除石油储量高居世界第四位外，伊朗已经超越俄罗斯成为天然气储量世界排名第一的国家。据报道，作为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布局之一，中国将建设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的巴基斯坦境内部分，未来还可以通过此管道供应印度、甚至中国市场。可见，伊朗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还在中国“一带一路”的能源版图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能源是中国在中东布局的重点，但已不再是唯一的重点。“1+2+3”合作模式表明，中国在中东的布局已脱离“能源供给”的陈旧话语，转而把中东视为潜力巨大的广阔市场。

• 非能源贸易

近年来，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呈现飞速增长，其中非能源贸易的增长尤其引人瞩目。由于中东国家工业发展水平普遍不高（轻工业基础尤其薄弱），中国对中东国家的双边贸易互补性很强：中国出口以机电产品、纺织服装、高新技术产品、日用五金等为主，进口以原油和石化产品为主，非能源贸易基本集中于中国出口一端。中国对沙特、伊朗、埃及和海合会六国的出口额在近十年内不断增长（图3）。为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合作，中国还设立了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阿经贸论坛为其前身）等平台。非能源贸易的不断繁荣，直接造福于位于工业洼地中东的普通消费者。例如，越来越多的埃及人能买得起便宜的中国汽车，成为了有车一族；在被以色列封锁的加沙地带，居民日常生活依赖于廉价的中国商品。据悉，习近平主席此行的一大看点正是中国与海合会的自贸区谈判。未来，自贸区一旦落地，中阿贸易必将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此外，重回全球市场的伊朗也将为中国-中东非能源贸易的增长提供巨大的助推力。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国内百废待兴，几乎所有的行业部门都存在产出缺口。伊朗总人口规模接近8000万人，且64%的伊朗人年龄都在35岁以下，是中东地区仅次于埃及的人口大国。无论是在食品饮料、医药健康，还是交通运输、通讯等各领域均存在极大的消费市场开发潜力。不过，与此前主要依赖中国产品不同，解除了制裁以后的伊朗市场也是欧洲国家的投资热点，中国企业将很快面临来自欧洲的挑战。

• 投资和基建

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投资和基建领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中东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程度较低，基础设施普遍落后，但人口增长速度快，建设需求很大。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整个中东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仅占其GDP总量的5%，而中国的这一比例已达15%，全球的平均水平也有10%。同时基建项目投资的回报率高，就业创造效应明显，对地区内诸多失业率在20%以上居高不下的中东国家来说意义重大。根据世行分析数据，在海合会地区，每10亿美元的基建投资将创造2.6万个工作岗位，而在伊拉克等发展中的产油国与约旦等石油进口国，创造的工作机会则将高达到4万个和10万个。

另一方面，基建对资金和技术的要求较高，中东国家需要“外援”。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东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能源基础设施)出现资金缺口，而西方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满足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阿拉伯之春” 与近两年来油价跳水更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经济形势恶化，需要外资来振兴经济（如埃及）。2015年12月，在迪拜召开的阿拉伯战略论坛发布一项报告称，“阿拉伯之春”导致的直接损失达8337亿美元，有关国家基础设施重建需投入4610亿美元。多年受困于制裁的伊朗，国内基础设施陈旧、亟待更新，且不少工程处于半完工状态。据最新报道，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伊朗今后数年将需要每年吸引300亿至500亿美元外国投资，以完成经济年增长8%的目标。

综上可见，对于具有充足外汇储备、庞大工程建设能力、且国内产能过剩的中国，中东市场是值得深耕的一片“沃土”。

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100亿美元，主要涉及资源开发、家电组装、轻工和服装加工等领域；中国企业在阿拉伯国家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2551亿美元，项目涉及住房、通讯、交通、石油、化工、电力、港口、建材等诸多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东国家国内石油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石油合作已经从单纯供给转向了全产业链的合作模式，双方在炼化和服务方面的合作不断加深。例如，在下游领域，中石化和沙特阿美于2012年在沙特西部工业城延布合资成立延布阿美中石化炼油公司，成为中石化第一个海外下游项目，也是中国在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最大的投资项目。2015年，延布炼厂已经投入商业化运营，并以其40万桶/日的加工能力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炼厂之一。

• 高新科技领域

中东国家目前在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兴趣日益增加，而中国作为世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领头羊，具有强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双方有很好的合作基础。中东对低碳能源技术感兴趣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地区能源需求增长快，但传统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需寻求可替代的新能源。由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快速增长、产业多元化，以及工业扩张等原因，中东地区电力需求巨大。据报道，中东地区电力需求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长，远高于全球电力增长速度。中东地区发电主要依赖油气等传统能源，虽然中东以富含油气资源著称，但油气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为应对未来迟早会出现的油荒，中东国家普遍提出了能源转型战略。

2）使用核能和新能源，可帮助传统产油国增加油气出口，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在沙特等主要中东产油国，如在国内卖油，需要非常高的政府补贴，而同样的一桶油卖到国外去，则可以获得更多经济收益。因此，中东地区愿意在国内更多发展可再生能源，从而有更多的油气用于出口。

3）发展新能源是世界趋势，不甘心过度依赖石油的中东国家希望能领导新能源革命。在新能源发展方面，阿联酋可谓是走在诸多中东国家的前列，已经打造了号称“世界上首个达到零碳、零废物标准的城市”——马斯达尔（Masdar，阿语原意“源头”）等举世瞩目的示范工程。尽管对于马斯达尔的争议持续不断，但借由这些项目阿联酋已经成功吸引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资金、诸多国际知名企业、实验室等。

4）改革经济结构，摆脱资源诅咒。诸如沙特等产油国的共同点在于，石油天然气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十分之高，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过度依赖国际油气市场。历史经验表明这种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政治模式是不健康和高风险的。因此，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产油国）希望建立更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模式。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其深层原因既非民族、亦非宗教，而在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传统社会的冲突。中东经济乏力，诱发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才是中东困局的最大症结所在。国际劳工组织2015年10月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中东北非地区青年失业率分别达到28.2%和30.5%，为全球最高。大规模失业成为滋生战乱与恐怖主义的温床，战乱与恐怖主义又反过来加剧失业，成为盘绕于中东地区上空的魔咒。然而中东动荡不仅关乎本地区，更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安全。中东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无疑是当前国际安全治理中最为重要和棘手的命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支持海湾国家的基础建设升级和产业发展，促进中东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其实是对国际安全治理作出的一种务实而扎实的贡献。除了可以保障中东对中国的能源供给，助力中国开拓海外市场外，更有助于中东提高就业率、实现产业升级、完善经济体系，从而为地区稳定与秩序重构助力。中国与中东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在能源，贸易，投资与基建，科技等各方面的深入合作，旨在促进共同发展，将对地区反恐和全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一带一路”对改善世界治理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