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坊间有这样一个说法——“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世纪初看滨海，新时代看长江流域”。

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区域经济的地位变迁——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区，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地位不再如此前那般重要。而长三角或者说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区域，正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事实真的如此吗？为此，我们试图比较长三角和珠三角从2000年以来的经济走势。我们选取珠三角地区经济总量最高的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座城市与上海、苏州和无锡这三座长三角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对比。

为什么长三角地区选择上海、苏州和无锡，而不是杭州、南京或是其他城市？

主要原因有两个：

1.地缘关系带来的经济联系。从地图上看，从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出发，一路西行到无锡市人民政府只有139公里，如果道路通畅的话大约1小时40分钟就能到达。地理要素使得上海和苏州、无锡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星期日工程师”——即工作日在上海上班，周末到苏南乡镇企业走穴的工程师，再到高铁时代在沪宁线上奔走的上班族，这是区域内其他城市都无法比拟的。

2.三个城市的面积和人口与珠江三角洲四座城市大致相当。统计数据显示，在2014年，“沪苏锡”的面积为19616.6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4134.79万人；“广深”经济带的面积为15693.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为3955.31万人。从人口和面积来看，这两个地区具有可比较性。

那么，这两个地区的表现如何？从经济总量来看，这两个地区的全年经济总量大致在45000到46000亿元左右，经济增速也都保持在7%-9%之间。

表1：两大经济带概况（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不过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数据是，在2000-2013年这十多年间，长三角经济带的经济总量一直遥遥领先珠三角经济带，但是长三角的领先优势在逐渐被缩小，继而在2014年被珠三角经济带超越。这和我们传统上认为经济重心正在向北移动的趋势不相符合。

数据显示，2014年珠三角四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6193.31亿元，约占到广东全省GDP的70%，已经超过北京和上海的GDP总和。其中广东经济的龙头——广州和深圳近些年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前五位，而低调的佛山依靠其制造业重镇的地位亦紧追青岛、大连等副省级城市。

我们也可以从两大经济带在我国经济总量的占比中看到一个有趣现象，两大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2000-2005年间逐年走高，随后又双双下降。但是珠三角经济带在2012年已经止住下降趋势开始反弹，并超过了长三角经济带。

图1：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在我国经济版图的地位（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为什么珠三角能够在最近两年中将长三角抛在身后？为此我们以苏州和深圳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

作为两个三角地区人均GDP最高的城市——苏州和深圳，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特殊的地方政府。众所周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一直处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苏州也不简单。在80年代，苏州的乡镇企业是“苏南模式”的杰出代表，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该园区是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重要国际项目。

自1997年至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由新加坡政府负责管理。苏州工业园区因其特殊的管理机制，成为苏州吸引外商投资的重要阵地。而苏州也从该工业园区的管理中获得技术外溢，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城市之一。

两座城市的基本情况：苏州与深圳的人口体量相近，分别为1059.1万人和1077.89万人，但是苏州的地理面积却是深圳的四倍多。2014年，苏州和深圳分别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760.89亿元和16001.98亿元，列全国第7和第4位，已分别相当于吉林省和江西省的GDP总量，两座城市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两个城市的经济都在1992年后迎来爆发式增长，特别是深圳。1979年深圳的GDP仅为1.96亿元，到1996年已经突破1000亿元并实现对苏州的超越。随后，两地GDP总量的差距逐渐拉开。

有很多人将深圳的经济增长奇迹归功于其经济特区的特殊地位，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误读。

最主要的原因是，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经济特区特殊的经济地位实际上已经逐渐丧失（此处的特殊经济地位主要指的是针对企业的税收优惠）。而各地方政府，比如以苏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更是提出了更为优惠的招商引资措施——“零地价”、“三免两减”等。而深圳却在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丧失后一直保持对苏州的领先优势，这确实是一个难解之谜。

图2：苏州和深圳的地区生产总值（亿元）（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先来看看两地的产业结构，两地的产业结构从一开始就并不相同。深圳的第三产业比例一直高于苏州——1992年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48.7%。而直到2013年，苏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才达到45.7%，此时深圳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达到57.3%。

为什么深圳的第三产业会比较高，而苏州第二产业的比重高？尽管通常来说，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会更高些。早在2010年，OECD国家的第三产业在GDP的比重大都超过60%。但这是不是意味着深圳比苏州更为发达？恐怕不能这么认为。

一个更为恰当的解释是，深圳的地域面积较小，第二产业需要大规模的产房面积，而这正是它所欠缺的，因此深圳的经济增量在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苏州则恰恰相反，它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以建设厂房，因此第二产业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这一点也在外商直接投资数据上得到了验证——2014年，苏州全年使用外资达81.2亿美元，而深圳只有58.05亿美元。

表2：苏州与深圳的产业结构对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实，分析这两个城市经济增长方式更好的办法是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入手。根据2014年的数据，苏州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约为深圳的2.3倍。苏州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入意味着在城市发展阶段确实落后深圳一步。在两个城市人口体量相当的条件下，深圳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苏州高出20%，说明深圳市民比苏州市民有着更强的支付能力，因此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

另外，我们在图3中看到一个有趣的数据，那就是深圳的出口总额远高于苏州。在通常印象中，像苏州这样有着较高外商投资的城市应该会有更大的出口，为什么反而是深圳高于苏州？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深圳是港口城市而苏州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港口城市的很多出口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本地区，还会有周边区域——深圳作为华南最大的港口城市，因此其出口额高于苏州也是情理之中。

图3：2014年苏州与深圳“三驾马车”对比（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苏南模式”一度风行天下。苏州更是“苏南模式”的代表——即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也被学界称为“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典型。

苏州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我国大部分城市发展的“放大版”——由政府吸引外资在本区域投资设厂，先后建立了数个国家级、省级工业园区，利用该区域低廉的人力与土地等资源生产出口产品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也将“地方政府公司化”运用到了极致——政府利用土地资源与外商资本联合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还在延续该种思路。

苏州经济更是在承接日本、台湾等产业转移的条件下快速实现了飞跃，一时令全国侧目。台资知名企业明基、华硕和大批日资企业陆续入驻苏州工业园区。但这种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疲软的冲击下，受到重挫——苏州近三年的进出口总额增速均低于2%。

苏州的经济数据也体现了这种发展模式——高度依赖外商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导致出口总额较低，而低廉的人力成本使劳动力无法分享苏州的经济增长成果。

近年来，苏州一直是我国人均GDP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其人均可分配收入增长缓慢。如果我们将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一项指标，上海的比重达到了48%，但是苏州只有33%。

低廉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一直是苏州经济增长的要素优势，但这一优势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大环境下也摇摇欲坠。今年上半年，苏州企业在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依然面临“招工难”的困境。新生劳动力供给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不断上涨。

一边是外需萎缩导致订单量下降，另一边是不断要求上涨的劳动力成本，苏州经济已经开始遭遇转型压力。那么苏州应该如何在未来可能的外资企业外迁潮来临之前完成产业的升级转型？苏州的困惑实际上也是中国很多东部城市的困惑——企业用工成本升高、外需不足，或许可以看看深圳的经验。

深圳经济同样是以“三来一补”作为起点，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但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深圳快速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已完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

为什么深圳能够成功实现转型？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虽然深圳是我国特大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知名高等院校的城市，但是深圳的创新能力却令人侧目，丝毫不逊于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拥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关于我国发明专利授权的统计数据，深圳拥有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最大的两家国内企业——华为和中兴，同时也是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第一的城市（如表3所示），甚至高于上海市和山东省。

表3: 2014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也正因为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深圳市的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高附加值。为什么一个缺乏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城市会拥有这么高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成为了创新的主角，而且所有的发明专利都是瞄准市场需求，因此深圳的创新也更有效率。

从1995年开始，中央政府就提出经济要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粗放型的本意即是通过要素投入来获得经济增长，而集约型则是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

但是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这个转型并不算很成功。2008年，汪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开始并提出了经济转型的“腾笼换鸟”，即便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对“腾笼换鸟”持怀疑态度，认为过早的转型可能会把旧的鸟赶走，但是却无法吸引新的鸟。但深圳的转型告诉我们，只要方式得法，腾笼换鸟并非不可能。

其实，目前中国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发达城市也已经必须面对产业转型问题，在产能全面过剩的今天，仅仅通过要素投入来维持经济高速发展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创新驱动才能转型发展。

深圳的例子就说明了人才集聚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人才的集聚和中小企业的集聚会促进创业文化的产生。我们认为，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正是“珠三角”经济强势归来的重要原因。

来源：无界智库

作者：韩笑；傅蔚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