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且其增速显著高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随着体量扩大和增速提高，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确保以及对政治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也变得越来越迫切。
中国商务部近期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累计实现各类投资1612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且其增速显著高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随着体量扩大和增速提高，对中国海外投资安全的确保以及对政治安全风险的有效管控也变得越来越迫切。对风险的识别需要极其关注接受投资的东道国所处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认为，在有关国家风险的决定因素中，人均收入是很有价值的判断基准，一般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国家风险较小。世界银行《2014年发展报告》也表示，从东道国自身为防范风险所做的准备来看，大体上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做得比较好，即较高收入的国家更能减少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为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在64个国家中只有7个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定义的“发达经济体”。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为1.2万美元（不考虑经济总量和人口权重），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7万美元），其中有23个国家的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但多数是中东和中东欧国家，而其他次区域的国家总体上发展水平都比较低。《2014年发展报告》认为，在管理风险时企业部门和政府各司其职。企业主要发挥在不同部门间的资源配置，推动风险分担和持续创新职能，而政府则主要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下功夫。从国家层面来说，有四大类影响风险的因素，分别是人力资本、有形资产和金融资产、社会支持、政府支持等。《2014年发展报告》据此设计了一个国家风险准备指数（Risk Preparation Index），分数越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越强。该指数不仅考虑政府的应对能力，而且纳入了社会因素。这一点体现出投资风险评估新框架的“社会”特性，也是中国企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时需要十分注意的地方。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亚洲部分的总体风险情况较高，我们可以比较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在该地区投资的风险敏感性。这样比较的思路是，面对同样的一个地区，如果中国的投资分布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投资，那么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企业在风险评估方面有自身的独特性。更进一步而言，如果中国企业较少进入风险准备情况差的国家的话，那么就说明中国要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投资更加考虑风险。
如图3和图4所示，在有数据的31个亚洲国家中（不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企业2013年的投资总体上也考虑到了东道国的风险程度，但其审慎程度显然不如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同样一个区域，国家风险准备指数提高一个分值，中国投资的增速明显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一元方程的系数分别为606.8和193），大体上是三倍值。同时从相关系数（R的平方）看，世界其他国家投资对风险的反应要比中国更显著，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其他国家富有经验的企业，在对亚洲地区进行投资时会较多地评估风险。某种程度上，这一发现也证实了国际上的一种意见，即“中国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政治风险并不敏感”。其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国有企业以极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并且对海外投资能否盈利也不那么关心。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效益约束正显著加大，而且大量的中国民营企业也积极参与对外投资，这些企业对风险具有强烈的关注度。图3和图4还显示，中国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也具有世界的一般特性。例如，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吸引了中国和世界大体相当的投资，且在同一风险准备情况上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但中国与其他国家投资的国别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世界其他国家的企业总体上要比中国企业更多投资于印度，而中国企业更加偏好投资于柬埔寨、老挝、泰国、伊朗以及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印度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几乎没有特殊地位。这似乎意味着，以东道国视角看中国企业的风险偏好，既有世界各国普遍看重的一些特性，比如像新加坡的法治、金融中心地位和高度发达的工业等，但也有自身特殊的一面，比如柬埔寨、老挝、哈萨克斯坦等都是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以及在西方看来风险程度很高的伊朗。某种程度上，这也提醒我们在评估风险时，中国不能够完全跟着西方走。从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要素框架看，母国因素、东道国因素是企业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可或缺的因素，进入不同国家的投资面临的风险也都有差异。例如，对美国跨国公司而言是高风险地带，但对中国企业未必都如此，因双边政治关系将对企业的经营有重大影响。例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美国资本大量撤离中东地区，战争结束后才有所恢复，但直至1980年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存量才才完全恢复至战争前水平。同一时期，美国对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都是正增长，尤其是对欧洲投资增速很快，并且在数量上占了绝对多数。正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西方世界开始系统性关注非商业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为应对政府行为突变带给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多数美国跨国公司从这一时期开始设立风险管理部门，从公司在当地的雇员、媒体以及金融机构中积极获取有关政治风险的信息。美国跨国公司早期进行海外投资时，大约有50%的企业都进行风险评估，其中大约22%是季度评估，30%是年度评估。与80年代美国的对外投资相比，目前中国无论在投资存量还是地区分布上都有所不同。中国企业在应对风险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时，需要摸清楚中国对外投资的时空特征。特别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除了借鉴发达国家当时应对发展中国家风险的经验，还必须与时俱进，将社会性因素纳入当代的风险评估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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