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即将分别召开其年度会议，但有关全球经济治理的大新闻并非来自几天后的华盛顿特区。因为真正的大新闻是上月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与其他30多个国家一同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创始国。这个由中国发起，筹资规模达500亿美元的亚投行将有助于满足亚洲极为庞大，但当今没有任何一个机制性协议有能力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人们会认为亚投行的启动，以及如此多的政府支持该行的决定，将成为全球共同庆祝这一盛事的原因。而对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许多其他机构来说原本也是如此。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那些欧洲发达国家加入该行的决定竟然激怒了美国官员。事实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指责英国“不断纵容”中国。美国方面还暗中向全球各参与国施压，要求它们退出。

事实上，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与其在亚洲所声称的经济优先政策并不一致。令人遗憾的是，这似乎是美国对其自身全球影响力的不安全感压倒其理念阐述的又一例证——而这次很可能会阻碍了一个让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得以做大做强的重要契机。

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发展的极佳范例。就在上个月（3月），我赴中国考察了那些原本偏远但如今因为基础设施投资而与外界连通，并因此带来人员、商品和理念的更自由流动而实现繁荣的地区。

亚投行也可以为其他亚洲国家带来类似的好处，同时也更深刻地体现了美方反对的荒谬性。奥巴马政府一直在鼓吹自由贸易的优越性；但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缺乏却是一个比关税更严重的贸易壁垒。

像亚投行这样的一个资金实体还将为全球带来更大的益处：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事实也证明，金融市场无力完成从那些收入高于消费的地区回收储蓄，再投向急需投资地区的任务。

当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错误地将这一问题定义为“全球储蓄过剩”。但在一个拥有如此巨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世界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储蓄过剩或是缺乏良好的投资机会，而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极为擅长操纵市场、投机和内幕交易，却无法完成自身的核心任务：在全球层面上撮合储蓄和投资。这也是为什么亚投行可以为全球总需求产生一点微小但急需的推动。

所以我们应当欢迎中国将资金流实现多边化的倡议。事实上，这一举动复制了美国在二战之后的政策，当年世界银行正是为了将主要来自美国的发展资金多边化而成立的（而这也帮助催生了一批第一流的国际官员和发展专家）。

世界银行的援助在某些时候充斥着一些流行理念。比如说，被推销给受援助国的华盛顿共识自由市场政策实际上导致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去工业化和收入下降。但即便如此，如果没有实现多边化，美国的援助在总体上会更加低效。因为如果这些资源都是通过美国自身援助机构拨付的话，相关政策制定就将随着历任政府更替所导致的发展思维变化（或者不作为）而摇摆不定。

那些将援助多边化的新尝试（包括金砖五国在去年7月启动的新发展银行）也同样会对全球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数年以前，亚洲开发银行证实了竞争性多元主义的优点。而亚投行则提供了一个测试发展援助自身理念的机会。

或许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是我经常观察到的一个经济现象的范例：企业都希望各领域有更多竞争，只要不在自己所在领域就好。这一立场已经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如能有一个更具竞争性的理念市场，那个有缺陷的华盛顿共识可能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共识。

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事实上，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成功压制了日本计划向东亚金融危机国家慷慨提供800亿美元援助的新宫泽动议。随后就像今天这样，美国并不是想提供另一个援助来源，而只是想一家独大。在一个日渐多极化的世界上，它只想维护自己的一国霸权。如今资金的匮乏，再加上美国在如何应对危机方面层出不穷的错误理念，导致了该国影响力比原本更深远的衰退。

即便如此，由于基础设施政策相对于其他政策领域（正如美国在世界银行所主导的那些）更难受制于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的影响，美国对亚投行的反对就显得更加耐人寻味。此外，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所急需的保障问题也将在多边框架下得到有效应对。

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以及其他决定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都应该得到赞赏。我们也希望其他国家，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应该加入，一同协助实现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提高其他地区生活水平的宏图壮志，正如中国所展现的那样。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