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语：

《公司治理和审计质量对银行绩效影响研究》一书为丁倩博士毕业论文，作者从审计质量的相关变量作为研究切入点，重点对审计质量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该书于2015年4月20日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下文系该书部分内容摘编，敬请阅读。

文/丁倩

2.2.4 股权特征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

关于股权特征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内容。有关所有权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委托代理理论和公众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来解释。当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时候就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股权不同，公司业绩也会存在着差异（Jonathan Nguyen， 2005）。根据现有文献，本文将股权特征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成果分为两类，一类是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绩效的影响，另一类则是股权性质对银行绩效的影响。

（1）股权集中度 。

根据Claessens et al.（2000a）的研究，亚洲上市公司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被公司或者家族控制的大集团，这样就产生了集中的股权制度。该种模式的公司治理创造了内部要素市场，在缺乏有效的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内部要素市场能够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来提高效率（Claessens et al.， 1999b）。具有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的公司，效率可能会更高，因为所有者会更好的监管管理者（Shleifer Vishny， 1986， 1997）。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带来不利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会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尤其是当投资者保护法规不健全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Claessens et al.，1999c）。控股股东也可能向他们所控制的其他公司转移利润，大集团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得这些公司获得政府的优先权进而对资源进行非最优化的分配，这样加重了经济的无效率（Claessens et al.， 2000a）。通过金子塔结构、任命优选的经理人、交叉持股和偶尔使用具有更多投票权的股份促进了企业集团的集中股权制度（La Porta et al.， 1999）。家族成员通过使用金字塔结构来实行对许多公司的控制。根据道德风险的争论，家族所有权能够改进公司的效率，即由于家族将太多的财富集中在公司中以至于允许经理人类似费用偏好行为和项目风险选择的代理行为（ Akella Greenbaum， 1988；Peristiani Wizman， 1997）。同广泛持有的所有权结构相比，家族持有的公司长期规划性更强，对短期市场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家族所有权会化解与公司管理相关的困境（Morck Yeung， 2004）。

金字塔股权结构会比广泛持股的公司产生更严重的代理问题。因为当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大集团控制超过50%的投票权的时候，将可能产生代理壕沟问题，大股东就会侵害外部股权的权利（Morck Yeung， 2004）。金字塔结构使得大股东在不必重新注入任何资本的情况下能够扩大在集团股权结构中的影响力。金字塔结构的特点是容易产生隧道效应，即控股股东将归属公众股东的现金流财富转移出去或者转移到控股股东能够控制的公司中（Johnson et al.， 2000）。当控股股东通过转移资源来满足政治偏好的时候，有代理问题产生的壕沟和隧道效应将会更加复杂，也就是说，别人的金钱仅被用于确保控股股东的利益（Morck et al.， 2000；Morck Yeung， 2003）。在更加不透明的经济体制中，低效率的家族所有、公司所有、财团所有的公司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不是因为良好的业绩，而是因为代理问题的存在。

Romulo et al.（2010）的研究发现股权结构与银行绩效存在着三次方的关系。该项研究支持如下研究假设，即在股权集中度很低的情况下监管有效，在股权适当集中的情况下会出现管理层壕沟现象或者损失，而在股权高度集中地情况下会出现高昂的壕沟成本（high costs of expropriation）。研究还发现，当法律对股东保护较弱的情况下，股权集中度在股权结构很低的公司中对增加银行绩效很重要，资本市场的严格监管也会起到改善银行绩效的作用。

国内学者李维安和曹廷求（2004）的研究发现，集中型的股权结构对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李成和秦旭（2008）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银行股权集中度与银行绩效具有显著相关性：股权集中度高，激励机制、监督机制越不到位，而银行的绩效就越差。高正平和李仪简（2010）则认为一股独大对于我国银行绩效来说不利，而当主要股东之间的存在制衡关系时才会对银行绩效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祝继高等（2012）则发现，股权结构是影响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和经营业绩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控股能力越强，银行的经营绩效越差，银行的大股东同样存在的“掏空”动机，第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地方政府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更高。同样，杨德勇和曹永霞（2007）得到类似结论，发现第一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显著负相关，前五大股东及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均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例与上市银行绩效负相关。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学者们广泛认可的是股权结构确实是影响银行绩效的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影响作用的路径和结果会在不同国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一些研究认为集中的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当投资者保护环境较差的时候，过度的股权集甚至形成控股股东的时候会对银行绩效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不过，也有研究认为股权集中在家族成员中会对银行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绩效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本文认为，在充分考虑到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内外部治理环境的前提下，还有必要继续进行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影响的实证检验，丰富本领域的研究成果。

（2）股权性质。

按照银行的股权性质，可以将银行股权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公众股和外资股。相对应的，上市银行可以分为国有控股银行、法人控股银行、公众控股银行和外资银行，或者笼统的分为国有银行、私营银行和外资银行。现有的关于股权性质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所有权比较方面的文献数目是非常多的，但是提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大部分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国有银行在银行资源配置中的效率是最低的，外资银行与私营银行相比在效率方面也是有显著差异的。例如，Berger et al.（2004）使用了28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来表明外资银行是利润效率最高的，随后是私营银行，国有银行效率最低。两个使用印度及土耳其银行业数据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结论（Bhattacharya et al.， 1997；Isik Hassan， 2002）。然后，两个近期的基于巴基斯坦银行数据的研究（Patti Hardy， 2005；Burki Niazi，2009）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通过使用参数化方法，Patti Hardy（2005）证明了外资银行的利润率最高，随后是私营银行和国有银行，但是这些银行的平均成本是相近的。相比之下，Burki Niazi（2009）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了自1991年至2000年的数据来证明外资银行比私营银行和国有银行的收益率高很多，但是“外资银行在金融改革的整合阶段结束后效率会消失”。

Havrylchyk（2006）对印度尼西亚银行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银行会影响银行的绩效。在印度尼西亚，银行的类型可以被分为国有银行、私营银行、地方银行和合资银行。研究发现，国有银行的业绩要比外资银行更有效（Chang et al.， 1998；De Young Nolle， 1996；Micco et al.， 2007）。Bhattacharrya et al.（1997）也支持上述观点，认为国有银行的绩效要比外资和私营银行更好。可能存在的原因一是外资银行缺乏对东道国本土市场和本土顾客的了解，因此外资银行的绩效受到了阻碍（De Young Nolle， 1996）；二是国有银行有政府作为大股东，在银行稳定性和存款安全性方面具有更高的可信性，因此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吸引到更多的存款（Altunbas et al.， 2001）。根据上述文献，可以认为国有银行要比私营银行得到了更多的政府支持，公众面对的风险也会更低，这些条件使得国有银行要比私营银行在管理运营方面获得了更高的效率，因此，国有银行要比其他类型银行的绩效更好一些。同样，地区银行也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所以地方银行的风险也会比私营银行的风险低。Cynthia Haidir（2011）对印度尼西亚银行的研究表明，地区银行的绩效要比私营银行绩效好。

许多学者将国有银行绩效与私有银行绩效进行对比。Megginson（2010）认为，国家所有权可能会导致银行无效率。银行的国家所有权会带来复合代理问题：一是政府同时充当银行所有者和监管者两种角色，二是一些银行由于规模太大或者由于太重要而不能失败，这样就带来银行经营的低效率。私人所有权则不同，私人所有权会降低代理问题，进而提高效率，因为股东会尽到有效的勤勉和监管管理者业绩的义务。根据这样的研究成果，多位学者提议国有商业银行应该私有化。而银行私有化的宗旨是通过规制管理者的行为，尤其是在风险方面进而限制代理问题从而产生资本市场的效率。有效的资本市场能够产生使管理者行为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在增强效率方面市场规制产生的潜在利益可以通过私人所有者行为得到缓解。

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引入了银行治理改革，为研究银行所有制结构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实验环境。这些国家的外资银行及私营银行已经在近些年被逐渐允许自由竞争（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2002）。同时，这些国家也已经启动国有银行的私有化政策及重组，开展并购。大量的文献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银行比外资银行和私营银行的效率低（Hauber Peiris， 2007；La Porta et al.， 2002；Patti Hardy， 2005）。这些研究成果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政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行为。对于国有银行比外资银行和私营银行的效率低这一论点的论据支持，许多论文进行了总结：首先，国有银行经理的低环境压力和激励问题（Altunbas et al.， 2001），其次，国有银行增加贷款给政治动机的公司（Faccio， 2006；Khwaja Mian， 2005；La Porta et al.， 2002；Sapienza， 2004），再次，与竞争有关的问题（Shirley Walsh， 2000）。

现有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对于银行绩效影响的文献也没能提供一个清晰的画面。这些研究通常总结出私有化之后一些绩效指标得到提高而其他方面则未表现出明显变化（Boubakri et al.， 2005；Clarke et al.， 2005；Williams Nguyen， 2005）。多数关于政府所有权研究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得到的结论基本都是不令人满意的效果。国有银行相对来说效率低下，不良贷款高，国有银行的大量市场份额会减少信贷的可获得性，会降低金融体系的发展和经济增长（La Porta et al.， 2002；Barth et al.， 2004；Beck et al.， 2004；Berger et al.， 2004）。关于阿根廷银行政府所有权研究也得到了负面的影响效应结论（Clarke Cull， 2002；Delfino， 2003）。针对发达国家银行私有化动态效果研究表明，私有化对盈利能力、收入和资本的充分性都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Verbrugge et al.， 2000），针对澳大利亚银行的研究表明，银行私有化之后也会使效率得到改进（Otchere Chan， 2003）。同样，一项针对葡萄牙银行的研究也表明银行的私有化会提升效率（Barros， 2003），意大利银行的私有化也会带来成本的降低，利润的提升（Farabullini Hester， 2003）。

大量文献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私有化开展了研究。例如，Bonin et al.（2005a，b）使用东欧转轨国家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开展了跨国分析。Williams Nguyen（2005）开展了东亚金融危机国家研究。在许多转轨国家中，很多私有化银行的控制权由政府所有转移到了外资所有，类似开展国别研究的还有巴西（Beck et al.， 2005a；Nakane Weintraub， 2005），墨西哥（Haber， 2005），尼日利亚（Beck et al.， 2005b），巴基斯坦（Patti Hardy， 2005），基本结论都是至少一项银行绩效指标会随着私有化得到改善，但也有一些指标没有显示出变化。其中，Patti Hardy（2005）发现巴基斯坦的私营银行的利润率在开始私有化时就逐渐提高，但是增益是不持久的。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私有化之后银行在降低不良贷款方面表明出很强的谨慎性（Beck et al.， 2005b；Haber， 2005）。Delfino（2003）还发现，阿根廷的银行会随着私有化提高绩效。

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对于银行业绩效影响的调查正在日益扩大。即使一些研究（如Boubakri et al.， 2005；Boubakri et al.， 2009；Clarke et al.，2005；Lin Zhang， 2009）已经研究了这些国家银行私营化后的绩效指标，结果仍有争议。举例说明，Boubakri et al.（2005）， Fries Taci（2005）， Clarke et al.（2005）， Beck et al.，（2005）和 Bonin et al.（2005）提出了可信的证据来支持私有化提高绩效和竞争力这一论点，而其他研究（如Berger et al.， 2005；Patti Hardy，2005）发现私有化后利润导向的绩效指标通常会提高，但成本导向的绩效指标提高的较少。

Abid Shabbir（2010）采用了Berger et al.（2005）提出的经验框架，以巴基斯坦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将适用于研究的各种类型的银行治理变量都包括在同一个模型中，（如静态治理变量、选择变量、银行治理变革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研究了巴基斯坦银行治理改革对于银行绩效的影响。研究中他们考虑的治理变量为（1）国有、私营和外资银行（无治理变革）；（2）国有银行的私有化；（3）国有银行的重组；（4）私营和外资银行的并购。Abid A. Burki Shabbir Ahmad（2010）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首先，之前的两个研究（Patti Hardy， 2005；Burki Niazi， 2009），只验证了金融改革造成的国内银行相对外资银行的静态效率影响。在该研究中，外资银行相对国内银行的静态效应也涵盖巴基斯坦银行治理的选择、短期和长期效应。通过这种方法，实证分析通过在一个相同模型中包含所有银行治理改革变量来帮助控制成本结构中的银行间异构性，这是其他关于巴基斯坦数据的研究中没有尝试过的。其次，该文是第一篇研究巴基斯坦政府重组和并购对于银行绩效影响的文章。第三，样本中包含了研究期间巴基斯坦全部银行，相比先前研究使用了更新的数据。Abid A. Burki Shabbir Ahmad（2010）发现，私营银行（无治理变革）的成本效率最高，随后依次为外资银行、国有银行。与一些其他研究报告中的证据一致，私有化和重组银行易于在私有化和重组后的几年里遭受效率损失，但一旦调整和适应新环境后就能提高绩效。选择并购的银行通常规模较小或绩效较差，但是在接下来的治理变革中这些银行易于提高他们的技术效率。很多学者通过实证论文也发现了并购对于绩效的影响（Berger et al.， 2005；Crespi et al.， 2004；Cuesta Orea， 2002；Kapopoulos Siokis， 2005；Rezitis， 2008；Williams Nguyen， 2005）。但这些结论很难得出一个并购对效率影响效果的结论。

一般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增加竞争，促进效率的提升，也会带来国际最佳实践和高端技术。尽管实证研究并未得到证实（Berger et al.， 2000），可是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比本土银行效率更高（Claessens et al.， 2001）。然而，关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外资银行与私营银行相对效率的实证研究结论差异较大（Berger et al.， 2004；Bonin et al.， 2005；Burki Niazi， 2009；Figueira et al.， 2009；Hauner Peiris， 2007；Isik Hassan， 2002；Lensink， Meesters Naaborg， 2008；Patti Hardy， 2005；Yildrim Philippators， 2007）。例如，使用转型国家的数据，Bonin et al.（2005）发现外资银行比私营和国有银行更有效率，但另一个关于转型国家的研究（Yildrim Philippators， 2007）得出结论说外资银行比私营和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低，但成本更高。相似地，Nikiel Opiela（2002）发现外资银行比私营银行的利润率低。Berger et al.（2005）和Delfino（2003）基于阿根廷银行数据发现了外资及私营银行有着同等效率，但是都比国有银行效率高。外资银行可能更容易接近资本市场，具有分散风险的能力和为国际客户提供一些不易被本土银行提供的服务。在发展中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外资银行具有更先进的技术，尤其是收集和获取大量信息技术。然而，外资银行也具有一些弊端，如地理位置造成的管理问题，与经济、监管环境的适应问题，本土“软”信息的获取问题等（Berger et al.， 2003；Buch，2003）。

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绩效研究得出其弊大于利。除了美国，外资银行与本土银行相比其效率更加低下（DeYoung Nolle， 1996；Berger et al.， 2000），然而也有少数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效率与本土银行效率相当（Vander Vennet， 1996）。

在一系列相关研究中，一些研究把银行治理改革放到一个模型中分析其对于绩效的影响。由Berger et al.（2004）开发，这个方法由Berger et al.（2005）和 Williams Nguyen（2005）通过一个案例研究和跨国家数据进行举例。例如，Berger et al.（2005）使用1990年阿根廷的数据研究公司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改革对于国有银行的影响是最明显的。他们发现国有银行在私有化之后绩效有了显著提高，他们没发现并购后银行有相似的提高。Williams Nguyen（2005）通过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例子研究银行治理改革对于银行绩效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赞成银行私有化，但是与Berger et al.（2005）的结果一样，他们没发现外资并购的决定性影响证据。随后Berger et al.（2005）和Lin Zhang（2009）也使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对于国内私营、外资及国有银行的静态的、选择和多样性影响做一个联合分析”，目的是验证中国的银行所有制改革对于绩效的影响。他们证实了“国有化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以及银行进行“外资收购或公开上市”会表现出更好的绩效，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支持“短期或长期绩效变化在这些银行中也会发生”这一论点的论据。

Jonathan Williams Nghia Nguyenwe（2005）对银行治理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调查。Berger et al.（2005）将影响银行绩效的银行治理因素的变化总结为静态效应、选择效应和动态效应。静态治理效应变量有政府所有权、外资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用哑变量来衡量；选择治理效应变量有银行倒闭、外资收购、银行私有化、本土并购和银行重组；动态选择变量则是从外资收购、私有化、本土并购和重组的短期和长期效应来体现的。动态选择指标对银行重组和解除管制举措的效率会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一些学者开展了所有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然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研究结论。McConnell Servaes（1990）发现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地曲线关系。而Loderer Martin（1997）却没有发现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任何关系。Nor et al.（1999）还发现内部人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是非线性关系。现有关于中国银行治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方面。Garciacute;a-Herrero et al.（2009）使用1997年至2004年期间87家中国银行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股权分散的银行所有权结构会增加银行的盈利能力。Fu Heffernan（2009）对198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银行系统的市场结构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联合股权（joint-stock banks）的银行要比国有银行的效率和盈利能力都好。Jia（2009）根据对中国14家银行研究结果，认为1985年至2004年期间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风险相对较高，但是却越来越谨慎。Lin Zhang（2009）依据1997年至2004年中国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断定，国有商业银行（除了政策性银行之外）在盈利能力、效率和资产质量指标方面的表现是最差的。

国内学者高正平和李仪简（2010）认为，国家股权在总体上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是正的；同时，国家股权与银行绩效又呈现一种左低右高的非对称U型曲线关系。随着海外投资者在我国银行投资的合法化，谭兴民等（201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境外战略投资者和实际控制人性质对银行绩效起到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而伍志文和沈中华（2010）的研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外资股权进入都对国内银行有利，只有来自于高收入国家的外资股权进入才是有利的。

通过以上国内外文献分析，由于各国银行股权结构的产生都具有历史的渊源和特点环境的产物，所以银行性质在各国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研究成果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本文认为从现有多元化的研究结论来看，股权结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作用研究具有虽然具有共性，但是更多的还是独特性，海外的研究成果纵然丰富，但是对于我国银行实践来说不能完全照搬照抄。随着中国的金融环境逐步完善，不同的股权性质对银行绩效的影响作用将会更加明显，同时这样影响作用也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和检验，从而为实践提供支撑。（完）

（本文节选自丁倩所著的《公司治理和审计质量对银行绩效影响研究》，该书已于2015年4月20日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篇编辑：丁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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