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金可为亚洲基建带来福音
回想过去这些年,每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行长陈元出国时,他的东道主都会真正铺出红毯来迎接。但这些机构的成立也引发了尖锐的质疑,人们质疑中国能否在提供基础设施融资时坚持最佳惯例。
回想过去这些年,每次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行长陈元出国时,他的东道主都会真正铺出红毯来迎接。毕竟,银行家的到访比皇帝更有用,因为银行家会带来更多钱;而当来访的这位银行家是中国人时,贷款条款很可能会更慷慨。
陈元向许多国家和企业发放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贷款,从安哥拉到委内瑞拉,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到阿尼尔 安巴尼(Anil Ambani)旗下的印度信实电信(Reliance Communications)。然后这些借款者会向许多中资企业下订单,用国开行的钱付款:华为(Huawei)、中冶集团(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以及一些自然资源领域的国有企业都从中受益。这种贷款其实全都是卖方融资。从本质而言,这种贷款跟许多国家扶持国内龙头企业和国内就业的举措并无二致,其特殊之处只是规模特别大。
如今,陈元已从国开行退休,眼下该行更关注于国内事务,为保障房建设提供了资金。然而,应最近的一系列计划,新一代金融机构纷纷成立,取代了国开行过去的位置,具体而言,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和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它们合起来拥有北京方面承诺的近1000亿美元资金(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计划标志着中国的开发事业出现了转变,直接投资的流出超过了流入。这些计划也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提供了支持,帮助中国为其最需要出路的那些行业里的过剩产能寻找出路,比如水泥和钢材。
但这些机构的成立也引发了尖锐的质疑,人们质疑中国能否在提供基础设施融资时坚持最佳惯例。
此外,人们还担心,这些机构可能会对现有的多边机构形成挑战,比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亚洲开发银行(ADB,由日本主导,但一些成员觉得美国对该行影响过大)。
不过,这种说法或许有失公道。所有证据都显示,中国自认为是世界的一部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在全球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新开发银行计划以美元放贷。此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很可能是广受尊敬的金立群,他曾任亚洲开发银行高官,也曾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CIC)任职,而新开发银行行长则将由印度人出任。
即便中国成立上述机构有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的成分,这也未必意味着这些机构无法为全世界带来福音,特别是鉴于我们的世界并不缺乏资金,但很多资金看上去都被用在了没有什么用处的项目上。其他地方似乎对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兴趣寥寥,尽管在几乎所有地方,要为增长打下更稳固的基础,都亟需基础设施融资(日本可能是个例外,该国计划建设一条新的、几乎完全在地下运行的高速铁路)。
由于新的巴塞尔规则提高了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成本和风险管理难度,过去为基础设施提供融资的跨国银行如今不再愿意这样做。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仍然表示有兴趣投资于基础设施,而且它们的投资着眼于较长期限,因此它们是最合适的资金来源。然而,这些基金往往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其他开发机构则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截至2020年,亚洲需要的基建资金总额为8万亿美元。它们的过往投资记录也并非完美无瑕。
因此,中国通过这些新的融资机构与亚洲其余国家构建的联系,很可能让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等中资基建公司受益。中国建筑公司的规模已然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建筑杂志》(International Construction Magazine)称,全球最大的10家建筑公司有5家是中国的。
没有什么东西比中印边境、喜马拉雅山两侧争议地区的公路,更能证明中国建筑公司的存在有多重要了。在靠近印度的那一侧,印度乌塔拉坎德邦和喜马偕尔邦境内,每次雨季来临的时候,公路都会被冲毁,还经常爆发泥石流。基础设施不足是制约印度发展的最大因素,在包括印尼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基础设施不足也仍然是个问题。
多年前,一个国家消除过剩产能的一种方式是战争。而帮助其他国家改善基础设施,看来是一种有益得多的方式。
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