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年里，中国将在结构调整上面临或进或退的选择。退或许可以保一时的经济稳定，但以未来更大的调整和经济波动为代价；进虽可以利用目前全球经济放慢的机会，建立更加独立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却不得不承受短期调整阵痛。

　　无论如何，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实，且难以回避

　　脆弱模式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程度不断提高。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不到5％翻番到了1986年的10.5％，到 1994年又加倍上升到了21.6％。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外向型经济进入了八年的调整期，直到2002年出口占GDP的比重才突破前期的高点，达到 22.4％。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之后全球化的迅猛浪潮，把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推到了2007年37.5％的历史新高，如果没有2005年开 始的汇改，占比很可能又已经在2002年较高的水平上实现了翻番。

　　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中国不是最高的，但却是大国中最高的之一。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美元计价的出口 占GDP的比重为37.3％，高于全球平均的27％，在2007年全球十大经济体中仅次于德国（40.7％）和加拿大（37.9％），也高于同属新兴市场 经济的俄罗斯（35.2％）、印度（19.9％）和巴西（15.1％）。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脆弱程度远超出我们已有的经验。一般认为，这次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应该不大。 一方面，从中国金融体系的角度来看，近几年虽然对外开放的程度在逐步加大，但中国投资者直接投资于海外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程度还有限，遭受的直接投资损失尚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仍然较小，在2005年以前一直没有超过5％，到2007年时攀升至8.1％，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

　　

 

　　然而，2008年10月以来经济出现的大幅度下滑表明，外需放慢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经济调整的深度已经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调 整，对外需的过度依赖显然放大了外需放慢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从2008年10月的19.2％直落到11月的-2.2％，一些出口企业早在 2008年夏天就感受到了外需的寒意，这些企业提前收缩生产规模。在外需市场持续疲弱的情况下，国内工业生产很可能会继续收缩，直到刺激内需的政策逐步见 效。

　　出口放慢对经济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也是因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产业链相对较长，其对整个经济的拉动或阻碍作用明显。就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而言，重工业产 品出口仍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2006年和2007年其出口增幅分别为18.4％和15％，2008年1月-10月的同比增幅略微放慢至14.1％， 而同期轻工业产品出口增幅分别为26.1％、22.1％和1.4％。这表明，在中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轻工产品遭遇的出口寒流远大于重工业行 业。尽管轻工业产品出口所占比重大约只有30％，但对就业和整个上游产业链的负面影响却不可低估。

　　增量在哪里

　　从政策层面来看，200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从平衡贸易和防止经济过热着手，为国内经济降温，对防止经济和市场继续冲高后 更为激烈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宏观政策调整并没有配合有效的结构调整措施，在抑制一部分增长的同时为经济谋求新的增长点。国内股市、房地产市场和汽 车市场的调整在2008年上半年就已经开始，这是市场快速发展后的正常调整，不过国内市场调整与国外经济向下周期重叠后产生的共振，打击了市场的信心，投 资者担心短期内经济增长后继乏力。

　　另外，最近两年大量国有企业上市，非国有企业占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整个经济中企业对业绩的关心程度有明显的改善，在面临经济不确定性时，企业积极消化库存，在生产和投资安排上更为谨慎，使得经济下调的速度明显加快。

　　在企业和消费者发现观望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政府政策将决定2009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政府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以 及后来推出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显示政府决心通过稳定外需、扩大内需的方式实现“保增长”的目标。具体而言，为了达到稳定外需的目的，过去两年里为平衡贸易 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中的大部分被修正，这包括出口退税的上调、出口关税下调和人民币的小幅贬值等；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强烈 的投资冲动，很可能将中国经济的列车再次推向投资的快车道。

　　目前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保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下的增长，2009年经济“保八”的目标应该有可能实现。假设明年人民币计价的外贸顺差保持零或略负的增 长，2007年时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近3个百分点的贡献就会消失；关键是要判断出口放慢对经济增长负的溢出效应，假设外需放慢通过产业链影响经济的其他 部门同样3个百分点的增长，在不考虑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前提下，明年经济增长或许会滑落到6％。如果政府“4万亿”的计划能够额外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 点，明年GDP有可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

　　那么，2009年经济增长的增量在哪里呢？如果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持续衰退，明年稳定外需的任务将非常艰巨。即使政府进一步加大力度鼓励出 口，过分强调稳定外需很可能会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权拱手让给别人，并且需要以更加扭曲经济结构为代价且不确定性很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持有 美国国债的增幅逐步加快，7月-10月较上月增持的额度分别为150亿美元、237亿美元、446亿美元和659亿美元。在美国去杠杆化的浪潮下，中美之 间的失衡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为此中国将被动承担美元潜在的贬值和通胀风险，以及美国国债的流动性风险。

　　通过大量增加国内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很可能是未来两年稳定经济的着力点。但如果消费不能得到有效刺激，两年后中国GDP的结构将更加向投资倾斜，投 资占GDP的比重很可能超过50％，跨入世界最高的行列。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2005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43.9％，当年有该项统 计的近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五个高于中国。

　　退一步而言，即使稳定外需和投资扩张的政策能够见效，环境的变化已经今非昔比，严重影响政策的效率。由于外需环境的改变，去杠杆化意味着即使外部经济 复苏，短期内也难以回到危机前的最高点。在未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制造业仍然在人工成本和较长的产业链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的发挥更多地将以中国出 口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叠加。再加上企业结构的调整，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和私营企业的业绩约束明显强化，传统的稳定经济手段的效率也大不如从前。

2009年，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扑面而来，在传统的出口和投资之外，寻找新的增长点是惟一可能的选择。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已经进入了从一个传统的 出口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挖掘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的潜力，不但可以改善民生，还可以为中国制造业的再生提供良好的机遇。从根本上讲，刺激消费就 是要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国家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从改革税收体制和理顺价格机制着手，改革内需，激励消费。以可操作的政策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 性调整”，是重振市场信心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