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认为，2015年GDP增速目标确定为7%的概率较大，而随着经济增速目标的下调，M2增速目标设定为12%的可能性最大，不过考虑到对于货币政策过度收紧的担忧，也可有可能设定为13%。作为政府约束性指标，财政赤字占GDP之比很可能将上调至2.5%。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本人作为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向大家询问15年的经济发展目标该如何确定，我认为，最能体现政策意图和管理预期的，就是GDP增速、M2增速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这三大指标。前两个指标虽然是预期性指标，但对国务院各部门、各级政府的行为影响是显著的，后一个指标属于约束性指标。这三大指标的确定，大致可以表明2015年政府经济政策的总体思路和总目标以及为实现该目标会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如何确定这三大目标，使得它们既能够反映稳增长和改革的决心，又能彼此关联和呼应，实在是重中之重。

　　GDP增速目标确定为7%的概率较大

　　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翻一番的GDP增长目标。我们测算未来6年的年均GDP增速需保持在6.7%以上，因此，若2015年按7%左右的GDP增速，则没有给该目标的实现拖后腿。

　　第二，从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速的走势看，下行趋势还是比较明显，且10月、11月份的主要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回落的趋势并没有减缓迹象，估计四季度的GDP增速可能会回落到7%左右。故将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调低，也是顺应经济规律的。

　　第三，我国2011年起执行的十二五规划，提出GDP平均增速的预期目标是7%，比十一五规划调低了0.5%，这本身也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调结构、促转型的决心和理念。但从前四年中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GDP增速目标看，却从没有哪一年低过7.5%，而且，实际执行的结果更高，年均约为8%，即比十二五规划的预期目标高出1个百分点。2015年将是十二五规划执行的最后一年，为了体现对十二五规划的尊重，也应该将该年GDP的预期目标调低到7%左右。

　　不过，如果2015年的实际GDP增速也是7%，那么，要实现2020年GDP翻番目标的任务还是颇为艰巨，因为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中国经济的中长周期下行趋势已经明朗，2016年-2020年这五年的经济增速要维持在6.5%以上颇为不易。

　　M2增速目标设定为12%或13%皆有可能

　　将2015年的M2增速目标下调至12%，可能将是更加合理的选择。理由在于，2013年和2014年的M2增速目标均为13%，但名义GDP增速已经从2013年的9.5%降至2014年三季度的8.5%，预计2015年的名义GDP增速会降至8%左右。因此，M2增速也会随之而下行，今年10月，M2增速已经降至12.6%。从M2与名义GDP这两大增速差的历史规律看，速差过大一般是难以持续的，不久就会趋向收敛。而目前的速差大致在4-5个百分点，从历史上看速差是过大的，且GDP增速预期会进一步放缓，这从经济规律上看，也会导致M2增速回落，且与GDP的增速差会收窄。因此，预计明年的M2的实际增速会降至12%左右。

　　由于影响M2规模大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汇占款变化。预期2015年人民币升值的空间不大，同时人民币利率水平下行的概率较大，故外汇净流入量应该不会太多，相比2014年，增量或会减少，故对于M2增速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另一个影响M2增速的是居民储蓄的变化。在当今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居民储蓄搬家将成为常态，与此相对应的，是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的大幅攀升，这又是对M2增速的负面影响。故即便2015年有几次降准，也难以改变M2增速下行的大趋势。

　　从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角度看，直接融资比重提升既是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当务之急，又是金融改革的长期目标。过去直接融资比重之所以提升缓慢，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对银行的高度依赖。而M2增速恰恰能够反映社会融资对银行体系的依赖度。从这一角度看，控制M2的增速，实际上有利于发展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业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基于以上三方面分析，在时隔两年之后，将2015年的M2增速目标下调一个百分点至12%，降幅并不大，既能体现稳增长的政策导向，又能反映改革的意愿，且还与稳健或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一致。

　　当然，将M2设定为12%，可能导致大家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开始从紧会有争议，这种争议不是来自于专业角度，而是人们的直觉。尤其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货币政策能够放宽，不要雪上加霜。从这个角度来说，设定为13%增速的概率较大，因为与14年保持一致，能提升投资信心，即便实际运行没有达到13%，人们也不会太在意。但这样做似乎不利于金融改革的推进。

　　财政赤字占GDP之比或将上调至2.5%

　　尽管2014年中央财政政策定调积极财政，且预算财政赤字从12000亿扩大到13500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赤字率）稳定在2.1%。但财政政策对GDP的贡献取决于赤字率变化，2013年财政赤字率从1.6%扩大至2.1%，因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5%，而2014年财政赤字率持平，也就意味着财政对GDP增长的贡献基本为零，相比去年而言下降了0.5%。因此，2014年的财政政策实际上不能算是十分积极。

　　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增加，整体的盈利状况不容乐观，故财政税收增速会比2014年进一步下降。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加上历史欠账，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故支出的增速还将刚性上升。这从客观上讲，就需要提高财政赤字规模，而非压缩开支。

　　从财税改革的角度看，2015年《预算法》修正案将正式实施，新的《预算法》实际上是对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即从原先的年度预算平衡转变为跨年度的预算平衡管理，这就从预算规则上有了“以丰补歉”的实现路径，如财政部已要求2014年全国各地启动2015年—2017年三年期滚动预算编制。这也为在经济回落、企业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增加财政赤字提供了依据。

　　假定2014年和2015年名义GDP的增速分别为8.4%和8.1%，则2015年名义GDP将达到66.66万亿，按2.5%的赤字率计，2015年的财政赤字大致可达到1.65万亿，比2014年的预算赤字净增加3000亿。

　　也有人提出应该将财政赤字率提高至3%的安全线上，理由是今后地方融资平台不能再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方式举债了，所有的举债都要通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债券的发行额度来实现。因此，中央财政赤字需要大大提高。可如果这样做，恐怕今后要再提高赤字水平的空间就不大了。实际上，一味提高政府债务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也不是明智做法，应该更多通过财税改革来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问题。

　　第一，通过财权和事权的调整来解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问题。地方政府财权过小，事权过大，而且在法律上不能举债，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冲动，以及相应债务堆积、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未来财税改革将重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其方向应是中央财权下放，地方事权上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收支不平衡问题。

　　第二，提高地方财政支出透明度，抑制其不合理投资行为。2014年中央对地方政府考核中GDP的权重已经下调，而且加入了债务考核。地方政府均在今年初大幅下调了GDP和投资目标增速，其结果也体现为今年以来地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因此，2015年的地方政府在预算支出中的投资项目将继续下降。

　　第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运用将更加合理，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让地方政府的支出管理更加可预期、可约束。

　　第四，地方国企改革的推进力度加快，通过股权转让、拍卖等方式，也可以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原文首发于首席经济学家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