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改革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一年。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各行各业争先“出口创汇”，到有底气地成为“世界投资人”，中国用了30多年的时间完成这一转变。

　　发改委外资司司长顾大伟11月18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1～9月，中国对境外投资已经达到849.2亿美元，估计今年全年中国对境外的投资可能要超过12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超过境外对中国大陆的投资”。

　　这一变化发生在2014年并非偶然。

　　资本的流动与其背后的经济体密切相关，无论是资本的流入还是流出，都是以人民币国际化和经济发展转型为前提，也会深刻地反映整体经济结构的转变。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2013年中国连续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资金流入量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这都与中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密切相关。人民币的稳健升值给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无风险套利空间，同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管理也给对外投资扩张提供了必要基础。

　　虽然在绝对量上外商直接投资在保持持续上升，但快速增长势头已经明显无法长期持续。除了服务业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增强外，产能过剩成为使用外资放缓的一个主要而普遍的原因。特别是房地产、制造业等行业，由于资本过于集中而形成无效和低效产能，以及对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过度占用，这成为近两年困扰行业发展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最大问题和风险点。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加上企业自身不断壮大，这成为海外投资的内在动力，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也为投资海外提供了强大基础。也正由此，ODI（对外直接投资）超过FDI（外商直接投资）是迟早之事。资本从净流入状态向资本净流出状态切换，不仅是中国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过程中的现象性反映，也是中国借此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良机。尤其是最近几年，较大规模资本输出明显增加，这已经成为中国商务近年来的一大特点，企业产业链布局也更趋国际化。数据显示，自2003年中国发布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投流量已连续11年增长，2002至2013年年均增速高达39.8%。

　　如果回头看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在每一个关键的结点上，都有与经济现象相对应的政策改变。就像在加工出口作为贸易的主要模式时，大量农民工进城改变了中国人口居住模式，由此将中国的农民工的户籍、社保问题摆到了桌面之上；或者是国有企业纷纷出海遇到诸多问题，恰恰此时巨额外储如何使用受到最多质疑和讨论，同时也给民营企业更多参与海外投资提供了机会。

　　现在，“出口创汇”已成为历史，海外投资变成新战略，受此影响并且也深深影响这一宏观战略的，是无数的企业、产业乃至金融政策。与传统出口贸易相比，以资本输出进而带动产能输出，由政府主导的“走出去”战略更具控制力和主动权，“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宏观经济提供了一条与以往不同的思路。

　　走出去战略需要更加开放的经济作为支撑，化解国内产能过剩、增加服务业占比比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改革开放格局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互相影响和牵制的，这也需要各项政策相互之间的配合也更加紧密。除了取消境外投资项目核准之外，还要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特别是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快高端制造业发展，这都需要保证经济改革按既定方向推进。

　　经济观察报 李晓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