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汇源在中国果汁市场的份额以及可口可乐的实力，这个裁决结果早在这项并购案提出之初就是可能之一。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地审视这件案子，理性的投资者理当就此对中国的商业和法制环境加分，而不是抨击，因为这个结果证实了中国《反垄断法》的严肃性，有关部门没有以“加大利用外资力度”之类理由扭曲法律，而法制的可预期性正在构成一个国家商业环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这些年来我们的优惠和变通过多，优惠和变通之类可以令当事者尝到一些暂时的甜头，但付出的是损害国家法制尊严、损害法律可预见性的代价，这样的一个国家不适合吸引希望守法持久经营的商人，甚至会逼迫这样的商人要么被淘汰，要么同流合污。

       如果说中国的外资政策有什么问题的话，最大的问题不是保护主义，而是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这种超国民待遇扭曲了许多企业的行为，激励他们不是去努力开展技术革新和管理以提高效率，而是挖空心思取得“外资”的身份去享受优惠。本质上属于内资控股的汇源公司在离岸金融中心注册，因而取得法律意义上的“外资”身份，就表明了这一点。

        从两税合一开始，尽管遭遇阻力，但中国为推进消除外资超国民待遇、消除市场扭曲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此案裁决结果堪称我国在这个进程中的最新标志性事件。无需否认，不少优惠和超国民待遇背后是腐败交易，郭京毅案件就是一个典型。至于投资者，他们不应当过度看重额外的优惠政策，要看到超国民待遇本身不可持续，必然激起东道国社会的反弹，优惠力度越大，持续时间越长，反弹越强烈；为了能够在中国这个迅速增长的市场持久经营，最好的出路是什么，不言而喻。对于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投资者而言，明白这一点尤其重要，毕竟，随着中国收入的提高，来华外资正日益从以中国为廉价加工基地的“成本导向型”转向以中国为目标市场的“市场导向型”。

        我们不必过度担心这项裁决影响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工作。可口可乐追加巨额对华投资不能成为我们扭曲本国法律的理由，这也不是他们对我们的额外恩惠，因为这是以利润为目标的投资而不是慈善捐助，在目前这个动荡的世界上，中国几乎是唯一还在维持着较高增长速度的大国，因而也是少有的可投资对象，即使不是仅有的话。至于我们的对外投资，我们不要求贸易伙伴给予我们额外的优惠，我们只要求他们严格按照他们的法律和国际规则，给予中国投资无歧视的待遇。同时，这起案件也告诫我们赴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选择海外收购对象时要更充分地考虑可行性，要考虑到潜在收购对象的市场价值中有多少取决于其东道国“民族企业”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