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国银行全球门户网站

　　9月8日，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金融业应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全文如下：

　　金融业应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中国银行董事长 田国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市场”，除了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阶段，更应注重发挥国际市场的作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这对于中国金融业来说，既是责任，也是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机遇。

　　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当其时、一举多得

　　经过长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以前被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其中就包括部分行业和企业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解决这类问题尤其要发挥市场的作用，理应鼓励更多企业“走出去”，开辟国际市场这片蓝海。

　　以经济促外交，担当国际责任，提升全球地位。通过企业“走出去”推动经济合作，是中国兑现做负责任大国和担当国际责任承诺的具体行动，而以柔性又互利的经济手段开展外交，也有助于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全球地位。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争端和进出口贸易争端不时发生，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开设子公司，削减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缓解国际收支平衡，利用东道国的政策优势，有效规避和化解争端；另一方面切实为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如促进就业、增加税收、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积极推动国家之间构建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增进人民之间的信任了解，提升企业形象和国家地位。

　　以国际带国内，平滑经济周期，促进转型升级。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将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或者说将国际因素更多引入到中国经济中来，将有利于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推动力，有利于平滑经济周期影响，提高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特别是企业“走出去”，可以成为释放国内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主要传统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化解过剩产能，仅靠关、停、并是不够的，还要把眼光扩大到全世界，积极鼓励企业带着产能“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以钢铁行业为例，中国钢铁产能占世界总产能近50%，2013年世界钢铁过剩产能3.3亿吨，而中国就有2亿吨，占比超过60%。与此同时，非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新兴的建筑市场，钢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据预测，2014年，仅印尼的钢铁需求缺口就达到400万吨。应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非合作等发展机遇，鼓励国内钢铁企业“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同时为产业转型、技术升级创造空间。

　　以企业兴行业，实现产业升级，优化行业布局。“走出去”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也有利于企业开辟新的市场。新加坡国土狭小、市场有限，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企业凭借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充分利用周边国家潜力巨大的资源和市场，推进在中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十多个海外工业园区，成功实现了“立足周边、扩大腹地”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实现了本土产业升级和总部经济发展。对行业而言，企业“走出去”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并使得产业链各环节和各要素实现更加合理的配置。通过合理配置，充分发挥整合优势，优化行业内部结构。

　　金融业服务企业“走出去”，义不容辞、互动共赢

　　在中国经济上一轮的快速增长中，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同步发展，两者相辅相成、彼此推动、互为因果。同样地，在中国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金融业也不应该缺席，必须义不容辞地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并与其相互扶持，最终实现共赢。

　　勇担责任，全力服务和反哺实体经济。金融业推动了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也从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中极大地受益，获得高速发展。近年来，金融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过去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9%，但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年均增长达到19.4%。事实上，金融业无法脱离实体经济独立存在，也不可能在实体经济发展放缓中独善其身，反哺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实现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企业“走出去”时也不例外。金融业应该正视自己的定位与责任，始终把握“扎根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原则，在携手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勇于担当社会责任、担当国家责任。

　　把握机遇，积极跟随和顺应全局大势。金融业只有“顺势而为”，发展壮大的机遇才能“应运而生”。历史上，花旗银行的海外发展就伴随着战后美国资本输出以及美元国际化战略，这与我国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态势非常相似。德意志银行主动适应了战后德国重建及经济腾飞对大项目、大资金的需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始终顺应全球经济重心变化和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一直走在前列。相比之下，日本三菱银行对于发展海外业务就不够积极，国际化程度远远滞后于其他国家的银行，几轮危机下来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终与东京银行和日联银行合并。当前，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支付货币和第八大交易货币，国际化进程势不可挡，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和金融业都必将从中获益良多。人民币国际化是历史给予中国金融业的重大发展机遇，一定要敏锐地抓住，发挥“走出去”企业、“走出去”金融业和国际化货币的“三位一体”优势。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奠定了人民币流出入的基础，中国金融业亟需实施战略转移、取得战略突破，借助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等有利条件，获得与世界加快接轨的历史机遇。

　　先行随行，与“走出去”企业形成良性互动。金融是经济的核心，具有很强的“基础设施”属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就像是“路”，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先“修路”。为“走出去”企业服务的金融业，要与企业形成良性互动，企业走到哪、金融服务就要跟到哪，企业需要什么、金融服务就要提供什么。目前，中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非合作论坛等形式，与众多经济体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企业的足迹也已经随着众多合作项目走遍了全球。“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与日俱增，并与传统企业存在较大差别，而这正是金融业发挥专业性的时候。单独来看，产能过剩、外汇储备太多、能源需求太大，一个一个都是负面因素。但是，如果把这些与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一把利剑。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出访非洲，签署多项中非合作重要协议，并提出中国愿优先向非洲转移适宜和所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优势产能，这为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提升金融业服务“走出去”能力，迫在眉睫、多管齐下

　　随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金融业亟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能力。

　　加快海外布局，发展网络金融，实现“全时空”覆盖。由于地理位置和时差的原因，“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可能随时随地发生，金融业要为之提供服务，就必须做到全空间、全时间覆盖。近年来中国金融业纷纷通过新设和收购等方式，积极扩大海外经营网络。截至2013年末，共有18家中资银行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27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尽管中资银行近年海外机构拓展步伐加快，但海外机构、资产、利润占比仍然很低，这说明中国金融业的国际化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有庞大的全球代理行网络，在新设和收购因政策或时间原因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与代理行合作的方式，迅速扩大服务网络，辐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在互联网时代，金融业也要通过完善信息系统、发展网络金融等方式，实现物理渠道和电子渠道的互补、互动和协同，实现7×24的无缝隙持续服务，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提升跨境服务，丰富多元化产品，提供“组合拳”方案。“走出去”企业的金融需求，与中国国内企业和东道国国内企业都存在一定差异。金融业应发挥海内外网络布局和多元化业务平台优势，加强跨境和多元化穿透联动，提升业务撮合能力，创新产品和服务，为客户提供“组合拳”式的金融解决方案。对进出口贸易型企业，可为其提供保函、保理、订单融资、福费廷、大宗商品融资、货运保险、结售汇等服务；对境外投资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财务顾问、银团贷款、投融资等服务；对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资信证明、银行保函、贷款承诺、项目融资、工程保险等服务；对区域管理型企业，可为其提供跨境现金管理、投资银行、外汇资金等服务。除定制化的产品方案外，还可以通过专业化的银团贷款、大宗商品融资产品平台，为客户提供更为前沿、高质量的产品。随着国内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深入，商业银行还可以为“走出去”企业提供自由贸易账户、准离岸业务等创新业务服务模式，帮助“走出去”企业有效运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开展跨国经营，实现客户群体与服务范围的进一步延伸。

　　适应监管环境，加强风险管理，完善差异化策略。海外监管环境各异，欧美国家监管体系庞大复杂，而新兴及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色彩浓重，增加了“走出去”金融企业服务的复杂性。金融危机后，各国金融监管趋严，集中表现在反洗钱压力增大、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流动性风险监管加强等。中国企业在寻找投资项目和投资地区时，倾向于选择经济起步略晚的东欧、中亚、非洲等地，但这些地区政治较为动荡、国家评级较低，企业进行投资往往面临较高的国别风险。甚至在个别国家和地区，政治与宗教冲突仍时有发生。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应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及国际监管机构的沟通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监管环境。应积极适应国际标准，采取包括实施巴塞尔协议III在内的各项措施，推动自身加强资本管理、风险治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积极参与国际商会、SWIFT组织等各类国际组织活动，利用专业地位与优势，在国际惯例、规则的修订过程中行使话语权；完善内部差异化管理策略，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业务种类，实行不同的业务流程和风险策略，尤其要严格按当地法律行事，尊重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同时，部分“走出去”企业因对当地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文化传统、舆论环境不熟悉，面临诸多经营困难和风险，金融业也应发挥自身优势，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加强政策协调，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中资金融业“抱团式”合作。目前来看，“走出去”的各中资金融机构间竞争有余、合作不足。一是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在部分效益较好的“走出去”项目上存在着竞争关系。由于二者的业务目标、风险偏好不一致，在“走出去”业务产品方面各有所长，政策性银行能以更低的融资价格和更长的融资期限等优惠条件争取客户，商业银行则具有境外网络优势和多元化产品服务能力。两者应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支持企业融资。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对分担“走出去”企业风险有独特作用，但目前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走出去”企业的需要，相关政策法规也不够健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上讲，“走出去”的中资金融机构，应该有抱团意识，有竞争更要有合作，做到有心胸、有眼光、有风度、有专业性，真正的强大不仅是自己强，还要携手其他中资金融机构同外资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与合作，帮助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上发出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