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张燕生:中国经济新35年有哪些机遇
中国经济如何面对全新环境,张燕生表示,要会意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由过去的追求增长速度和质量,转向追求增长质量和效益。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供给结构的变化,供给结构过去比较依赖房地产、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经开始转向绿色低碳、创新创意、高增值领域。
2014年下半年以来,尽管一系列微刺激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但是,短期经济冲击与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并存的现状依然存在。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经济高位运行且伴随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企业管理者怎么样才能把握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的机遇,逆流激进?
8月29日,高顿财务培训邀请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张燕生做客高顿名家讲坛,深度剖析当前宏观形势,帮助处于转型时期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们把握中国经济发展动态。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企业领袖汇聚一堂,聆听张燕生解读当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与未来趋势。
张燕生表示,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结构调整的阵痛难免。只要改革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扩大内需,抓住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未来35年中国经济仍会一片光明。
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换挡期
张燕生在演讲中指出,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换挡期,这里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下旧车、上新车痛苦转型和调整期;二是美国泡沫破,中国老百姓消费升级回归理性,它所带动房地产和重化工工业、重装备制造业时期结束了;三是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仅欧美再工业化带动了保护主义产业的回归,价廉物美的商品者变为了孟加拉国、越南和印度,我们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已然丧失。
中国经济如何面对全新环境,张燕生表示,要会意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由过去的追求增长速度和质量,转向追求增长质量和效益。
刺激政策仍在消化
“我们过去十年超高速增长,危机应对期又有一个经济的增长,两个因素叠加,产生了一系列的刺激问题”,张燕生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四方面的困难。
首先是产能过剩。全球的GDP在萎缩,中国增长速度在下行,如何解决经济高增长时期的产能过剩问题?张燕生表示,一方面要让有竞争力企业得到更快的发展,让“僵尸”企业退出,把人才、资金、资源、市场腾出来,使好企业能够越做越好;一方面帮助有竞争力、有市场、有销路的企业能够走出去,实施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其次是债务积累。张燕生认为债务积累根本原因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改革不到位。“地方债问题,应该从财税体制改革入手解决。”
谈到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张燕生表示,房价出现下跌总趋势,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未来五年住房供给会显著大于住房需求,一旦房地产回归理性,突然发现很多地方储量太大问题需要化解,“如果经济下行再用刺激房地产方式刺激增长,我们可能会失去房地产回归理性的机会。”
最后是影子银行问题。中国的影子银行蓬勃发展,我们会发现主要的融资方就是地方政府、房地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这样让我们的金融风险变得极大,必然需要进行资金调整。怎么才能够解决影子银行发展和高风险部门对资金的需求?张燕生认为,今年8月14号国办颁布十条采取多条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最后一条利益市场化改革最令人感兴趣,用改革的方式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解决高风险部门对高成本资金的需求。“影子银行规范化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结构调整阵痛难免
张燕生指出,中国新的需求结构正在形成,这里面有三个动因:老百姓有钱了、老百姓也愿意花钱;政府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新班子放在非常重要位置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趋势正在形成中。
需求结构的变化带动了供给结构的变化,供给结构过去比较依赖房地产、建筑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经开始转向绿色低碳、创新创意、高增值领域。
在供给结构转变的过程中,企业面临缺资金、缺人才、缺订单、缺融资、缺转型经验和能力问题,这些问题企业自身解决不了,市场也不可能解决,怎么办?过去我们简单把计划经济科研院所改成市场科研院所,改成挣钱企业,不承担创新职能,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这样的改革或改制显然错了方向,无法解决“五缺”难题。因此说下旧车、上新车,五个方面都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
新35年大机遇:依法从业,实体为先
展望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张燕生表示,中国改革要记住三句话:一是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因为所有行业都离不开实体经济基础。其次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支点,中国下一步进入高消费国家,收入结构整个变化应该对标高收入国家。最后要牢牢把握城镇化蕴含的巨大机遇,包括城市群,今后这个方面包含巨大的机遇。
新的改革35年即将开始,增长率下降和增长率稳定是一个方面,因为毕竟是短期的,短期的增长和中期的结构调整和长期全面商业模式和体制机制改革,三者之间决定未来35年怎么走。张燕生指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从另一角度可以理解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法律没有说企业不能做的,企业就可以做。政府必须明确界定什么叫敏感、什么叫安全,企业应该在更加开放、法制、规范、有秩序的情况下走新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