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如果“精神错乱”的定义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蹈覆辙、期盼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么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sation）可被视为精神错乱了。它屡战屡败，早前在7月31日又遇挫败，因为印度拒绝履行《贸易便利化协定》（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该协定于去年12月在印尼巴厘召开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通过。　明年（2015年）是世贸组织成立20周年。这20年当中，光是推动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就用了14年。是时候彻底反思一下世贸组织的架构和宗旨了。印尼前贸易部长、思想领袖冯慧兰（Mari Pangestu）倡议，即将在布里斯班召开的G20峰会应设立一个专家组，专门讨论此事。她的倡议值得支持。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但归根结柢，只有反思够彻底，才会真正构成影响力。小修小补，或只是一群观念雷同的人在一个封闭的小圈子里自言自语，只不过是让精神继续“错乱”下去而已。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世界极需一个稳固且有法可依的全球贸易体制。眼下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体制，但也没有发生危机，这是事实；但这并非意味着这样一个体制无关重要。如今全球治理越来越脆弱，而且冲突不断，与此同时世界正在变迁，其影响深远、并引发动荡。

　　21世纪和前两个世纪截然不同。前两个世纪的全球经济主要由少数几个西方大国和日本所垄断，制定规则和打破规则的都是他们。 21世纪则出现了几个亚洲经济强国，尤其是中国，他们势将影响大局。再加上技术进步，21世纪的贸易本质正在改变，显着的一点就是全球供应链已经主要集中到东亚。

　　在前两个世纪的国际贸易舞台上，中国一直是西方列强和日本贪婪掠夺的对象。如今虽已没有这样惨烈的贸易战，但也没有和平贸易。这是一个处处雷区的舞台，人人困惑不已。

　　多哈议程失败和世贸组织认受性减弱的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格局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但在全球性机构（如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决策者的眼中，仍然只能看到简单的线性因果表象。由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演变而来的世贸组织仍坚持上个世纪的思维。

　　总部地址也是一样。日内瓦是个伟大精彩的城市，但它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时代是以欧洲为中心的20世纪。国联（League of Nations）旧址仍在该地。 1999年，西雅图爆发反世贸组织的抗议活动，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 摩尔（Mike Moore）曾不无担忧地表示，世贸组织可能会变成21世纪世界经济圈的国联：软弱无力、与大局无关。或许这将一语成谶。

　　如今环球情况已截然不同，世贸组织需要进行彻底反思。其前身关贸总协定建基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和英国前首相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41年联合发起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如今的世界贸易体制需要一份“太平洋宪章”（Pacific Charter）。

　　虽然美国和欧盟仍将是全球主要市场，但21世纪国际贸易的主角将是中国，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包括韩国、日本、印尼、越南、泰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东亚市场，以及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南亚国家。

　　在亚洲建立一个国际贸易机构是恰当之举，该机构将负责制定贸易规则、进行贸易协商、研讨和纠纷解决。亚太经济圈充满活力，在动荡中发展，如果能更接近这个地区，世贸组织成员国、其代表以及世贸组织秘书处都会从中大大受益。

　　综观亚太区，香港是成立上述机构的首选地，理由有很多。香港的历史一直离不开贸易，无论从正面或负面角度来看皆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是一场贸易战，清政府战败后在1842年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割让香港岛。到了毛泽东时代，香港仍然是亚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中心。二战后，正是贸易带动了香港经济的急速发展。 1979年内地改革开放后，香港企业家在内地融入国际贸易市场的过程中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香港也拥有一家国际贸易机构立足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包括学界、智库、法治，本地媒体和国际媒体都享有言论自由，而且有充裕的律所，而且金融和商业氛围浓厚，越来越多西方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设在香港，有些甚至将全球总部设在这里。港人普遍能操英语，令沟通方便。

　　将世贸组织总部从日内瓦迁至香港不但有极大象征意义，也有极大实际意义。这能反映世贸组织锐意摆脱产生太多过时观念的过时环境，将世界贸易体制从“错乱”带回到“清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