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榜单新鲜出炉，“稳中求进”依然是城市外贸发展的总基调。城市外贸整体布局继续优化，百强入围门槛由2012年的7.6亿元提至9.4亿元；平均每座上榜城市的进出口规模扩大了8%；城市间的平均差距相应拉大，由2012年的297.8亿元人民币扩大至337.4亿元人民币。东部传统外贸大市成为维“稳”榜单的基石；中西部向前递“进”的步伐仍在延续。

　　东部沿海地区，正身陷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等困境，亟需一场腾笼换鸟的嬗变；而渴望腾飞的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借第二轮改革的东风，使自身的外贸发展扶摇直上。

　　纵观2013外贸百强城市，可以发现三个特点：

　　外贸基底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中小城市成榜单观光客

　　大幅震荡成为中西部中小城市榜单表现的突出特征。例如，山西大同、四川巴中在2012年提升125个、116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下滑134个、99个位次；新疆克拉玛依、广西北海在2012年下滑115个、71个位次后，2013年反向提升65个、93个位次。

　　究其原因，一是外贸基数偏低在对比中放大了指标值变动幅度，所有参与评价的291座城市中，“变差优势”位次升降幅度过50位的城市数量多达137座；“净出口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率”、“内资企业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指标位次升降幅度过50位的城市数量分别占其69.8%和71.1%。

　　二是依赖龙头企业的内陆城市经济模式对指标值具备绝对影响力，“企业平均进出口规模”指标排名前8位全部被内陆资源型城市包揽；纺织加工业的崛起让云南曲靖、青海西宁异军突起，“加工贸易增值率”单项指标实现质的突破；而仅中国南车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单项商品出口，就牵动四川资阳近两年的高度化和多元化指标反向大幅波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龙头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所在城市的席次，削弱了城市进出口对外部市场变化的抵御力。

　　指标间的非同步、不均衡发展，暴露综合实力的短板

　　一是多元化与高度化指标的“长短腿”发展。全产品出口高度化指标前30位的城市中，无一座入围市场和产品等价数目排位30强，其中，20座城市甚至位于百名开外，即便技术水平提升也难以掩盖出口格局的不合理，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二是“一般贸易产品出口高度化”相对“全产品出口高度化”的落后形势依旧。2013年，一般贸易产品高度分值低于全产品高度分值的城市238座，占参与评比城市总数8成以上比重，外贸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就多达23座，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亟待继续加快。

　　三是外商投资设备进口额与实际利用外资的背离。在235座“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额”实现增长的城市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设备人均进口额”同时实现增长的城市数量仅60座，外资投向制造业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正逐渐缩小。

　　四是依靠结构和效益等外贸质量指标跻身百强榜单的城市数量较少。结构对综合竞争力的解释与贡献作用日渐式微，2013年，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跻身结构竞争力前30强的关联城市数量仅10座；而外贸规模、水平、政策和基础建设优势成为保障城市上榜的安全牌，入围综合竞争力30强的城市中，多达18座、21座、17座城市跻身水平、发展和潜力竞争力前30强。

　　区域间和区域内的非均衡发展，限制后期增长空间

　　“东强西弱”的整体格局仍难以撼动。2013年综合竞争力百强榜单中，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合计仍占据逾3成的席位，除明星城市外，也不乏江苏无锡、常州，广东佛山、中山，浙江嘉兴、台州、绍兴与温州等二线城市，这与城市圈经济一体化、中心城市辐射力较强密不可分。相比之下，由于整体规模偏小、经济总量偏小、产业结构单一，决定了西部省区在结构、效益、发展分项竞争力上的劣势，即便是省会城市，行政资源也相对匮乏，对周边的辐射力有限，除国家认定的产业转移承接地外，其余均是综合竞争力榜单的后段班成员。

　　先行优势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的不平衡性：长三角、珠三角外贸总值的城间差距均超过千亿元，环渤海也接近千亿元，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城间差距均不足百亿元，西北地区甚至不足30亿元。以珠三角为例，广东深圳以进出口规模和综合竞争力的“双冠”遥遥领先，珠江出海口边上东莞、广州、佛山、惠州、珠海、中山进出口值全部超千亿元、均跻身综合竞争力30强，但是中等外贸规模城市断档明显，排在30强以外、100强以内的城市仅江门和肇庆，多达6成的城市与综合竞争力百强无缘，远离出海口的云浮、茂名更被远远抛在200强开外、进出口规模不足百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