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出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消息一出即引起广泛关注。一般认为，这是加快金改，特别是加快汇改、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的重要信号。

　　《华夏时报》记者在采访央行官员和易纲教授的学生并询问其有何爱好时，得到最多的答案是：“工作。”没有别的了吗？答：“研究。”这样不累吗？答：“正如喜欢写文章的做了记者，爱好和工作重叠，也许就不觉得累了吧！以前，周末节假日在金融街上，还能碰到刚出办公室的易纲副行长。”

　　在央行和外管局同事眼里，易纲就是一个学者，毫无领导的任何架子；在其学生眼里，易纲则是个良师益友。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了易纲，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王健甚至向本报记者披露了易纲金融改革的具体思路。但有趣的是，在易纲担任外管局局长的5年里，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的储备始终停留在3389万盎司。

　　不青睐黄金

　　4月29日央行公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显示，自2009年底，易纲与央行另一副行长胡晓炼换岗，兼任外管局局长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的储备就始终停留在3389万盎司。

　　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自2006年“货币战争”概念的提出到这本金融武侠小说在大陆流行数年后，黄金取代美元甚至恢复金本位的梦想照到现实，有人戏称这是疯狂的“黄金教”。中国外汇储备中黄金占有比例较少，受到广泛抨击。随着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指责更是甚嚣尘上。

　　一些经济学家也加入指责之列，比如，美国两房股票退市，很多人说中国持有的数千亿两房债券化为乌有。其实，这些经济学家没有起码的经济常识，中国持有的是两房发行的债券，而不是两房的股票。在作为上市公司的时候，美国财政部是隐性担保，退市私有化后，美国财政部直接提供担保，中国持有两房债券仍是优质债券。

　　去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美元走强，黄金大跌后，人们才逐渐减少了对外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指责。把《货币战争》当教科书和投资指南的“中国大妈”在去年则惨遭严重亏损。

　　而在当时，央行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成了各界议论的焦点。于是，央行做了一个艰难而巧妙的决定：在2009年7月，让长期分管货币政策的易纲与外管局局长胡晓炼工作对调。

　　易纲上任后，并没有按照“黄金教”的意思增持黄金，也没有减持。在外管局压力最大的2009年初，《华夏时报》曾邀请时任央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王自力解释为何不增持黄金，得到的答案是：“人类有史以来开采积聚的全部黄金，估计约15万吨，除少量工业用途外，绝大部分作为装饰品为民间收藏；世界各国官方的黄金储备总量不足3万吨(2008年9月统计为2.98万吨)，即便按历史上最高金价约每盎司1000美元计，也只值1万亿美元左右，根本容纳不下2万亿美元的巨额储备。”而现在，外汇储备在4万亿美元左右。

　　王健则认为，恢复“金本位”简直是痴人说梦。

　　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遵循三个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安全性是第一，黄金不符合流动性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增持或减持黄金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从2009年到现在，金价创出历史新高，而后又大幅下跌，这不符合安全性要求。

　　用中信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员刘维明的话说，外管局里投资高人多，退潮后，才发现唯我风景独好。而易纲顶住压力不增减黄金，不减持美元资产，现在看无疑是对的。

　　金改新思路

　　易纲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其对金改的思路。

　　据王健介绍：“易纲出任外管局局长以来，把外管局很多审批的权力取消掉了，加强了对部门自身的约束，这对增强经济活力和增强经济自由度是很好的，对长远经济发展也是有帮助的。作为政府部门领导，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得的。”

　　王健表示：“易纲既能指出金融市场大方向问题，比如，汇改、利率市场化改革、国有银行经营市场化、如何提高国内民营资本和外资如何提高竞争性和效率等问题；同时，他也知道金改中的现实难点，他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利率市场化并不是简单的央行放开利率管制，利率市场化是整个市场培养的过程，在央行放松管制后，在央行不干涉利率时需要一个真正形成资金价格机制。”

　　易纲认为，未来，利率市场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将会是国有商业银行。即使央行放开利率管制，由于国有银行并不是按照完全市场化运作机制和运行模式去运行，由其主导的利率并不能反映市场化利率，并不是央行一放开利率管制就实现利率市场化了。

　　所以，易纲提出，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金融机构在存贷款定价上实现市场化，才是真正的市场化。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汇改，易纲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开放需要很多步骤，在实现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后，再逐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开放。

　　“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在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领导下，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将会非常大。”王健称，“他（易纲）是我接触的非常独特、非常有潜力的官员。”除此之外，他只是“一个内敛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

　　国际视野

　　易纲的学识是金融界公认的，其在大学任教授时编篡的《货币银行学》一版再版，成为金融学销量最大的教科书。

　　与先当官再混文凭路径不同，易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教授，后被央行挖去委以重任的。1980年至1986年，其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这期间，易纲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20多篇英文论文，被国际学术界政策研究界大量引用。

　　易纲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的人。他在1991年已经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1992年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1993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在2013年反驳货币超发论时也曾引用过易纲的学术观点：“易纲早在1991年《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就提出：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长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产生大量由于体制变革造成的货币需求。由于经济发展、改革和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产生的刚性需求，保持适当的基础货币增长是必要的。”

　　而一些博眼球的经济学家近几年所谓的货币超发论，却提不出任何数据和理论支撑。

　　1997年至2002年，易纲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之后到2009年7月，则一直参与央行货币政策制定。

　　易纲不仅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他也对中国实际情况相当了解，用他央行同事的话说：“是个很接地气的领导。”

　　据曾与易纲共事过的央行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景学成介绍，易纲与其他海归不同，不照搬外国理论与模式，能很好与国情结合，“办事稳妥，不冒进”。

　　2006年11月，时任央行行长助理的易纲在一个论坛上说，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涉农贷款时，不宜实行优惠利率，其贷款利率应比市场贷款利率稍高一些。“许多人希望给农民的贷款利率越低越好，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农民的还款负担。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易纲说，在涉农小额信贷发放过程中，普通农民很难得到低于优惠利率的贷款。得到低息贷款的人，往往是有门路的人。

　　尽管有些无情，但是，这的确是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易纲也是多次到农村和农村信用社调研后得出的结论。

　　也是在那次论坛上，本报记者向易纲索要他的电话号码，他很认真地写了一个，记者问：这不会是你秘书的吧？易纲说：“我的，不信你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