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泰丰资本董事长、首席投资官葛涵思先生在主题《从Pre-IPO到并购基金：PE的回归》中表示，我认为文化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中国PE和西方PE没有那么大的文化差异。

　　以下为文字实录：

　　提问：我们在中国市场实战，实际投资过程中，我们讲PE的回归，我同意吴亦兵讲的，不是回归到西方的模式，而是从原来的短平快的方式变为耐心资本为企业增值。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念，你对你投资的企业和管理层增值而不添乱。什么叫增值而不添乱?就是为他带来价值，上了航班端茶送水也好，给航线图也好，不改变飞机的驾驶员，但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但千万不要添乱。

　　葛涵思：吸引我的是我们大家在探讨文化上的差异，我认为文化上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中国PE和西方PE没有那么大的文化差异。我讲一个航运业的例子，是海运的例子而不是飞机的例子。你开的是一艘超级游轮，而且你不能够进行大转弯，因为进行大转弯可能方向就错了，或者船体会破裂，这样对大公司来说我完全同意，彻头彻尾的改头换面是不现实的，必须要谨慎。像希尔顿这样的公司一方面改善公司治理，但这些举措会一步一步来做。我们看中型市值的公司，比如说2-3亿美元市值的公司，这样的公司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举措，问题并不是中国能做什么，美国能做什么，而是要看一看，你采取措施的公司有多大，处在什么样的相对位置。我建议中国的大国企不能做大手术，把高管和CEO一下子就换掉，他们要改善公司治理，需要谨慎。对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这些公司可以更激进一些。看英国的例子，英国在国有行业私有化的过程中一开始不是那么激进，只是改变所有制，让董事会负起更多的责任，但看一些中型市值公司的改制就非常激烈和剧烈。当然有文化的差异，在南欧更好做，在北欧就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