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式的刺激才能救经济？

　　上周美国圣路易斯联储研究部发布一篇名为《像中国一样抵御大衰退》的研究报告，引来美国财经媒体关注。两位作者均为来自清华大学的教授：文一博士(目前担任美国圣路易斯联储银行助理副行长)和吴璟博士。

　　报告称，中国之所以从08、09年大萧条中得以迅速恢复，主要得力于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政策，其中更是对国有企业在刺激政策中的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给予阐述。报告称，美国等西方国家需要中国式的刺激政策摆脱衰退困境。

　　“四万亿”该不该？

　　“四万亿”刺激政策功过讨论一直不停。有专家学者认为，政策导致的资源配置失衡和日益发酵的影子银行等负作用已经毋庸置疑。而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两位博士的观点则是，四万亿很有必要！

　　“我们认为， 中国[从衰退中迅速恢复]的成功关键并不在于衰退前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亦或是中国的银行更具有主权特性或与国际金融系统脱节，而是中国采取了大胆果断的金融刺激项目，这是其他主要国家不敢尝试的，”报告称。

　　报告称，美国也算作“不敢尝试主要国家”之列。更准确地说，是尝试后未能持之以恒。

　　2008年，小布什签署总额为1520亿美元(相当于全美GDP 1%)的《经济刺激法案(ESA)》，主要意图在于暂时减轻个人和商业赋税。次年，奥巴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签署了总额862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ARRA)》，计划在未来10年拨付。大约平均每年拨出的资金量为年度 GDP的 0.5%。

　　ARRA被看做是刺激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上来看也不亚于“四万亿”(约5860亿美元)。但直到2010年，华盛顿两党死磕，最终对刺激政策态度大转变，唯有联储利用宽松货币政策苦苦支撑所谓的“刺激”。

　　就在上周，前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92Y中心演讲时也说，“站在2007年设想2014年的美国经济，我们目前的表现并无长进... .。。从刺激政策2009年出台到2010年夏天收紧，美国经济刺激进程刹车过早，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要求服用10日，你却在第4天就停服，结果只会更糟。”

　　与萨默斯同样有“药不能停”呼声、同为凯恩斯式刺激主张阵营的还有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和达拉斯联储主席费舍尔。

　　克鲁格曼更是在上月ARRA推出5年之际撰文重申美国刺激政策力度不够、强度不大的观点。纪念之文如同刺激政策的祭奠之文。

　　中国的刺激政策就不一样了！

　　两位清华教授的报告称，“中国的刺激政策具有财政属性，而西方国家的刺激政策仅仅局限在货币层面。”总产量永久性下降和无就业增长式复苏，这两大衰败诟病并未发生在中国，尽管中国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贸易萎缩。

　　报告称，中国经济能迅速恢复的事实更像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梦寐以求效果的体现。

　　彭博社评论文章则毫不客气地对此篇报告提出反驳称，所谓别国不敢尝试的政策最终的结果是在推迟债务危机的发生。大胆果断的刺激政策大多被中国国有企业主导。同时，刺激政策使得中国影子银行问题暴露，甚至对国家未来经济增长造成威胁。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上周接受美国CNBC采访时也表示，在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中国会谨慎从事，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他称“我们不想重复以前犯过的错误。”

　　国企是福是祸？

　　国有企业的改革一直在政府议程之中。但回过头看大衰退时期国企所扮演角色，报告则认为：“特别是2009年，中国政府聪明地将国有企业运用成金融工具实现积极刺激政策的落实。”

　　报告称，正是因为刺激政策给予国企借贷行为的保障，使得刺激政策的成效通过国有部分成功体现：国有企业在刺激政策中起到了财政自动稳定器作用。

　　对比衰退前后国有与私有企业的借贷行为差距不难看出，“只有国企在危机期间愿意扩大债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央行注钱行为能够在中国有效的转化成新的贷款。”

　　2008年中、年末以及2009年中期，同比的实际贷款增长率从5%涨到12.49%再冲到32.5%，达到至1978年以来最高水平。

　　钱注入到借贷链这一目标，美国确实望尘莫及。当时美国财长保尔森求爷爷告奶奶地从国会要到7000亿银行拯救资金。伯南克也从货币政策上为借贷上了“双保险”。但美国的银行就是不借钱出去。

　　到2013年，注入美国金融系统的钱达到了3.5万亿美元，但是银行真正做的事情是在提高各自资本金储备，而非放贷。这也导致投资和消费数据均不给力。

　　但彭博社评论则认为，这样的中国式拯救使得债务规模扩大。地方债务问题、影子银行问题都在过去5年从边缘担忧成为了主流问题。即便美国没有在过去五年中没有做对任何事情，至少在可预计的未来不会陷入巨大的债务危机中。

　　更有外媒称，中国政府机制在处理危机时有优势，但在处理应对危机所为之后果时，却十分困难。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本周在她的中国行时曾发言表示，“中国站在下一次历史转型的关口。” 但纵观全球，经济前景缓慢增强，风险依然存在：金融部门改革尚未完成，债务负担沉重，不平等程度加剧，失业率过高。 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市场波动可能随着先进经济体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而加剧。更别说突如其来的地缘经济政治危机。中国内外环境并不轻松。

　　“四万亿”的功过测量以及对别国借鉴与否仍在被讨论。但各方都有一个共识：至少中国不再需要另一轮像“四万亿”式的刺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