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近日在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说，国际上巨灾保险赔款一般占到灾害损失的30%-40%，而中国还不到1%。他举了个例子，汶川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是8451亿元，保险赔了20多亿元，占比仅为0.2%。

　　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国际难题是，让这0.2%激增到30%以上，百余倍的增量应该由谁来消化，责任主体由谁来担当。

　　国际上比较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通常包括地区灾民、地方政府、商业保险公司、再保险、证券市场、国际再保险市场以及中央财政7个主体。而长期以来，我们业已习惯了以政府救济和企业捐款为主的不合理状况，其余诸方力量特别是保险业在防灾减损方面的重要作用仍远未发挥。

　　应该理解，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有限，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也只能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我们也能够理解，巨灾保险作为准公共产品，为保障民生，其可能的较低产品定价、较高赔付额度，也会让商业保险公司的畏难情绪蔓延。

　　实际上，即便我国正快速向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迈进，但基于历史与现实等诸多因素，我国保险制度与体系建立起步晚、发展周期短，“欠账”累积多，其基本面仍然还处于“欠发达”状态，底子薄，基本保障残缺不整，特别是重大灾害领域的保险赔付，“欠缴”情况更为严重。

　　但是，在“稳”字当先、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已刻不容缓。况且，对保险从业者而言，也应该看到，巨灾保险探索过程中的两难挑战背后，保险业整体复苏和快速发展的机遇已然到来。

　　其一，从长远角度看，中国有广阔的腹地，保险密度、保险深度都还很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消费能力的稳步提升，中国保险潜力空间巨大。站在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角度，巨灾保险的全面铺开的前期肯定会面临诸多挑战，但绝对是一个长期利好的机遇。反之，片面追求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将会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恶性循环。

　　其二，从权责主体看，国家保险保障体系的完善，国民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关联着国计民生和长治久安，是一个国家的整体战略问题。每一个社会主体，每一个国民都应该担当其本份和责任。巨灾保险涉及面广、权责主体多，保险机构并非“首当其中”，而是作为缓冲带中的一员，所以也无需过度担忧低利润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比起眼前的利润，有幸参与到巨灾事前融资和灾后重建中的保险公司，其收获的信誉和品牌价值何止百倍。

　　就目前试点情况看，深圳市与云南楚雄似有默契地将地震纳入管控，以补充大部分财产保险把地震作为“例外责任”的不足。此外，深圳以政府救助、巨灾基金和商业保险三位一体的方案还将承包全市台风、海啸等一般性的巨灾及特殊性风险。

　　但由此推广到全国，尚需一套更为统揽全局、因地制宜的顶层设计—政府的角色应继续强化。比如，应如何将保险与证券结合，有效解决保障能力不足的问题；如何将农业险与巨灾保险进行优势互补，解决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遗留问题；如何与国际保险市场接轨，借更多的国际保险金融主体化解我国巨灾保险发展初期的部分风险，同时提升保险机构专业技术与经营管理能力等等。

　　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制度建设与改革深化同样挑战重重，也同样充满无限机遇和美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