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市场换技术”作为一种策略，本身没有错。对于中国而言，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如何操作。

　　也许有人说平板彩电、手机、汽车等外资企业的国产化率已经很高了，技术渗漏也带动了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实际上，所谓的“国产化率高”是指其零部件本地供应化了，而这些本地化了的供应商依然是外资企业占了垄断地位。即使有国内企业，也都是技术含量很低的零部件供应，稍微有技术含量的零部件还都控制在外资企业手中。

　　“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园区只向世界500强开放”，这是一些掌握资源的地方官员的口头禅。众多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GDP，大力争抢世界500强到自己的地方上投资，可以以巨大的土地、政策优惠来吸引之，而对中国自己的中小企业的政策倾斜力度远远比不上外企。如见诸媒体的各地政府争抢富士康的案例就是代表。

　　我国自己的中小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支持是非常的难。那些大的外资企业本身就资金雄厚，而上游中小供应商则很艰难。大企业凭借其自身的品牌和江湖地位，会利用众多的同类供应商企业自相残杀，把价格压得非常低，留给供应商(大部分是中国自己的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使其根本没有资金进行技术研发投入。

　　更有甚者，一般都要求供应商先交货使用，几个月后再付款，这几乎可以把中小企业逼到死角。在这个供应链条上，也有外资企业，但他们都占据了技术和产品的高端位置，利润比较好，竞争相对较小。而且，在设计上都与外资大企业直接连接，从而屏蔽了竞争，并利用其技术垄断，取得价格和付款的优惠条件。

　　试想，在这种状况下，何来市场换技术？同时，却给国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其一，某些外资企业利用各种手段，除获得税收的优惠政策外，大量逃税。如国内的外资企业在进口原材料时通过其海外公司抬高价格，出口产品时又故意压低价格，使其在中国的企业利润保持非常低甚至亏损的水平，逃掉了大部分的税收。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环境下，又会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贸易让外汇合理进入中国，从而加大了中国控制游资热钱的难度。

　　其二，中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的相对差距越来越大。外资企业雇佣了大批的外籍雇员，核心技术基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这些企业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只要有更低的劳动力环境及政策优惠环境，他们就会跑到那里。他们撤走以后，不会给中国留下技术，因为这些外资企业的技术中心基本都在国外。

　　其三，中小企业越来越难以生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中国经济甚至国家安全。例如，深圳市有一家非常有实力的民营制造企业，脱胎于原国有军工企业，神舟飞船、长征二号火箭、飞豹轰炸机、枭龙战斗机等项目都用到其产品。但去年8月份已经被美国企业收购，收购程序还没有走完，其收购的母公司已经下令不准给中国的军工机构供货。

　　其四，大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利用其自身的优势，制造了不平等的信用条件，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使其无力进行设备更新、技术研发投入，只能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无法形成一个稳定、持续发展的产业链环境。

　　因为外资企业和大企业对一般的供应商都是要求60～90天以上的账期，更有甚者，到了收款日，又会开出半年的承兑。一般的中小企业是无力承担的。

　　中小企业处在这样的信用环境中非常危险，一旦大公司客户出现经营危机，会连带把其上游的中小企业一起带入流动困境。如东莞“合俊事件”，突然倒掉而拖垮很多国内中小企业供应商。

　　其五，游资、热钱大量流进中国房地产和股市。对中小企业苛刻的企业信用环境，造成中国制造行业中的流动资金逐步向外资企业及大企业集中。外资企业及大企业把日常经营过程中积累的流动资金逐步变成热钱的性质，哪里热就投向哪里。

　　其六，广大劳动者在长期低工资水平下艰辛劳作，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难以得到保证。大部分外资企业都称按照劳动法支付薪水，但他们基本上是贴着政策底线，尤其是那些技术含量不高的外企。

　　这些大的外资企业掌握了技术优势，又有资金和品牌优势，更有市场资源优势，中国的企业要想跟其竞争，只能靠价格优势，但如何才能有价格优势？可选的一条途径是工资成本。外资企业已经走了政策底线，基本确定了行业的工资标准，国内的中小企业就只有再破底线了。

　　因此，企业能不能严格按劳动法经营，不是国内企业说了算，而是由外企的工资水平决定的。特别是，目前GDP对当地政府官员的职位仍然非常关键，这些地方官员只会关注外资的引进，更助长了这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