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之间的往来源远流长。有史志可考的，始于隋朝。隋大业六年之后，台湾与大陆就已有贸易往来。

　　明嘉靖年间，饶平人林凤、曾一本等人就以台澎为基地，从事海上武装贸易。明朝中后朝，朝政腐败日甚，小民无以为生，因而铤而走险，入海为“寇”，与商人结成团伙，用武力对付官兵的海禁封锁，进行武装贸易，这是明朝中后期“海盗”活动禁而不止的原因。明崇祯年间，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来南澳任副总兵时，便从这里与台湾进行海上通商。

　　清代初期，郑成功抗清部队在东南沿海活动，清政府在闽粤沿海实行海禁和迁界，福建省的漳、泉和广东省的潮、惠等地，是海禁的重点地区，执行很严。这样的特殊环境，赋予汕头湾的特殊地理位置，海上运输出现过异样的繁忙景象。

　　郑成功的抗清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646年至1661年，这15年中，郑军以金、厦为据点，不断在闽、粤沿海作战；第二阶段为1662年至1693年的31年中，郑军退守台湾。这两个阶段的活动，对汕头湾有不同的影响。

　　郑军踞岛作战，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物资供应问题。虽然郑氏建立了“五商”，发展海外贸易，但粮食供应，只能就近取给。当时福建的漳、泉地区为清军重兵驻守，两军对峙，不断争夺，要在那里取粮是很困难的。而粤东的潮汕平原为粮食产地，清军防守薄弱，成为郑军乘虚而入的粮食供应地。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649年至1660年的11年中，郑成功多次派兵到潮汕地区征粮，其中数量较多的有9次。

　　郑军还用向民间采购办法，从大陆收集粮食和各种物资，金、厦等地的粮食供应，很大一部分是由潮州地区输出的，其中大部分从潮汕各个口岸运出。

　　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郑军活动中心转移至台湾岛，清政府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军的联系，下令迁界，越界者死。迁界造成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于是有些人冒险渡海投奔台湾，有些人则啸聚界外，在海上流亡。汕头的达濠岛，就是游民啸聚的地方。

　　郑军进驻台湾后，重视屯田垦植，经历几个丰收年，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其他日用品则极为缺乏，而且郑军的武器弹药、船艇用料，大都得用台湾产的糖、鹿皮和大陆的丝绸、瓷器等物，与日本、安南(今越南)及东南亚各国等价交换。郑成功之子郑经采纳参军陈永华的建议，在闽、粤沿海，利用当地流离分子，对大陆进行渗透贸易。那时主要利用福建镇海太武山的江胜集团，和广东潮州达濠(今汕头达濠)的邱辉集团，在厦门和达濠岛上建立据点。他们“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童叟无欺”，“自是，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

　　达濠的货物入台使台湾“物价平而洋贩愈兴”，“货物兴贩而台益盛”，可见当时达濠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数量当甚可观。这种渗透贸易，至1680年(康熙十九年)邱辉撤退台湾为止。

　　汕头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860年1月1日)正式开埠。同治六年(1867年)，英国渣甸、德忌利士汽船公司开辟汕头至福州至台湾航线，开始了汽船运输的新时期。

　　光绪二十一年(1895)根据《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50年中台湾为日本所控制。1896年，日本的汽船开始在香港、汕头、台湾之间进行海运贸易。到了抗战期间，汕头港主权及航运权益由日本独占，其他国家与汕头港断绝货运往来，使汕头与台湾海运贸易一蹶不振。

　　抗战胜利后两岸贸易相当繁忙。1945年至1949年底，以罗卓英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利用接收来的日伪船只近30艘，改装成为对台货船，这些船的舵公、水手都是南澳和潮阳人充任。这一时期，汕头港的对外贸易总的趋势下降，而对台贸易反而稍有上升，成为汕头对台贸易史上的盛兴时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自1949年10月以后，汕头与台湾的海运贸易中断。

　　骨肉情深似海，同胞义重如山。今日大陆与台湾和平发展，统一祖国大业，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2008年11月4日，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在台湾签署的《海峡两岸海运协议》中，大陆开放63个港口，汕头港是其中之一，2009年1月开始实现汕头与台湾海运通航，从此结束了海峡两岸中断60年海运直航的历史，汕头与台湾的海运贸易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自2009年1月至2013年9月，汕头港对台直航共完成进出口集装箱约13万TEU，为汕头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潮汕机场也于2013年7月17日开通客机直航台湾，为大陆与台湾两地人民交往拉近了距离。(汕头特区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