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既有增长潜力的挖掘以及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预计2013年我国经济规模将跃上9万亿美元的台阶。

　　尽管从决策层到民间对经济增长数据的敏感度已大不如前，但在暂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经济指标之前，无论是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还是工业化国家，还都无法忽视GDP的增速以及本国经济规模的变动。尽管去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为14年来的最低，但7.5%左右的增速足以傲视主要经济体。据世界银行刚刚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201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预计将达到7.7%。而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年极有可能跌破6:1。这意味着2014年中国GDP将达到甚至超过10万亿美元。中国由此将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迈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国家。

　　不过，中国经济在迈上9万亿美元台阶之后的急务，不是2014年的经济规模能否跨入10万亿美元，而是基于既有增长模式派生的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如何管控。

　　梳理2013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风险，最大的隐患是政府对可能爆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面对日益严重的产能过剩，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房地产调控，面对以往是监管灰色地带的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危机，以及被动而生的外汇占款，央行的主动行为空间越来越小。而上证综合指数再度成为亚洲表现最差股指的事实，亦再度印证了中国要建设强大的证券市场，至少在短期内没有现实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与股市表现的显著背离，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新旧两大部类内部结构大调整的迫切性。如果上市主体质次价高，无论证监会出台什么管理规定，只能治标不治本。

　　以往一直认为债务危机离中国很远，但有研究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全社会的债务总额是GDP的215%，如果这一数据较为准确，那意味着我国的债务杠杆率已高得离谱。记得两年前，还有人乐观预期：中国的债务水平远较日、美低，且经济增长速度也高于美、日，因此，尽管中国日渐放大的债务雪球会对经济肌体有所损害，但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但随着中国真实债务信息的不断披露，笔者发现，中国本身也已成了世上数一数二的债务大国。中国靠“借改革开放的新债”发展经济的成本，已足以冲销经济增长的收益。

　　因此，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本就内外经济失衡的中国，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假如经济战略转型迟迟不能落到实处，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迟迟不能破除，则显性与隐性风险不断放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终有可能成为引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导火索。无法对外辐射经济成本的中国，有可能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中国面临的外部挤压一点也不轻松。目前，美国正在加速边缘化WTO，并按照锻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构筑多边贸易体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力图打造由美国主导、欧洲和日本共享红利的新一代全球贸易与服务业规则，一旦上述三大协议成型，极有可能成为美式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重要载体，甚至重新敲定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就会从战略上围堵中国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并以先边缘化“金砖国家”的路径逼迫新兴经济体二次“入世”。尤其是TPP的相关设计可谓直接针对中国软肋。再加上美国一直可以对竞争对手高举高打的金融力量工具(高盛、标准普尔等)的使用，完全有可能在刺破中国经济泡沫之后洗劫中国多年来积累的财富。

　　中国目前的两部类经济，即制造/出口型经济和聚焦高科技/消费者的新经济在整体棋局中的地位存在显著的不对称。长期来看，后者占中国经济的成分至少应达60%，才会引致经济成功转型。如果现有的经济政策目标导向依然立足维稳，将会放大系统性经济风险。

　　因此，面对风险管控成本不断升高的现状，我国必须按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展开换血式改革，尽快提高货币政策投放的主动性与精准度，控制地方债风险敞口的持续扩大，并设法提升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以免中国经济跌入低质低效高风险的不确定周期。

　　所谓按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展开换血式改革，就是经济政策的调整应以提高投资效率抑或资本回报率为导向，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聚焦高科技/消费者的相关产业。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短期来看，应以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为基准，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尤其是借债冲动，严控债务风险度上升。对金融系统来说，既要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等渠道激活存量货币信贷，更要通过深层次改革，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以期提高经济体系运行效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