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官方公布的失业农民工数字已经上升到2000万，加上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失业问题，以及居高不下的城市调查失业率(有学者指出，大中城市的失业人口比例占到大概10。1%)，失业潮犹如惊涛骇浪席卷而来，对于那些劳动力输出大省来说，问题尤为严重。各级政府纷纷使出浑身解数，或从信息沟通入手，或从技能培训入手，又或从贷款支持入手，以求缓解就业压力。这段时间，只要翻开报纸打开电视，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报端荧屏之上，皆是相关部门在为就业而奔走。

    政府部门能有所作为，看上去是好事，但仔细推敲却会发现，当前的诸多措施或可缓解一时一地的就业状况，却于大局无补。比如，许多地方政府花大力气为农民工提供信息沟通和技能培训，以增加农民工的择业能力，可是，如果就业岗位总量不变，那么，此一地所争夺来的岗位，必然是另一地所失去的，这样的措施，不过是与邻为壑，并不会从全局上解决就业问题，而只是一种本位主义的反应。

    当然，对于劳动力输出地的政府来说，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面对潮水般返乡的民工，不可能袖手旁观，而供本地劳动力就业的企业却远在天边，无从措手，于是，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为本地劳动力提供信息沟通和技能培训，虽然于全局无补，至少也可以缓解一下自身的困境。

    要想从通盘考虑以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还在于就业岗位的稳定，而不是由各地展开一场岗位争夺战。而要想就业岗位稳定，关键在于企业的生存发展，尤其是那些吸纳了一大半劳动力的中小企业。据统计，中国中小企业创造出了65%的就业岗位。在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的同时，还为75%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可见，就业的关键在中小企业，应该不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年倒闭企业超过了10万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可见，正是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倒闭或停产，才造成了如此庞大的失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有着长期的复杂原因，解困也非易事。受意识形态的制约，中国中小企业从其发展之初就发育不良，尤其是近年来，在"做大做强"战略的支配下，各种政策和资源急剧向各类垄断性企业倾斜，以至许多人都发出了"国进民退"的惊叹，加上骤然提高的福利成本(新《劳动合同法》)，以及挥之不去的腐败成本，使得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旦出现宏观政策的逆转(2008年上半年)或是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2008年下半年)，本就艰难的中小企业出现问题，并不让人意外，因此，当前缓解就业压力的关键并非为劳动力提供帮助，而应是中小企业的解困。

    当前，针对中小企业的困境，已经有不少地方明令"不要再给企业增加劳动成本"，试图以此降低骤然上升的福利成本，然而，仅此并不足以为中小企业解困。在我看来，如果就业问题是重中之重，那么，就应该把中小企业解困提到战略的高度，从税收、信贷、廉政、福利等诸多方面进行通盘的考量，只要这样，才可能舒缓中小企业之困，也才可能缓解就业之痛。尤其是财税政策和反腐败都涉及到政治体制，因此，为中小企业解困以缓解就业压力，说到底其实离不开体制的改革。

    这些天来，荧屏上各级官员为就业而奔忙，然而，政府并非就业岗位的提供者，而顶多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的中介，任由官员占据反失业的舞台中心，就好比是由红娘出演崔莺莺，这样的奔忙注定不能有助于整体就业形势的缓解，而更像是一种表演。如果真想解决就业问题，就应当正视中小企业的困境，并从战略的高度，切实找到有效的脱困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