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提法宣示，中国在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时强调，政府要在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公平正义、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未来，中国经济转型需与金融改革协同推进，也更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

　　记者：请您谈一谈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发展情况。

　　祁斌：我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称为“中国奇迹”。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农业市场化即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进而实现了轻工业市场化、重工业市场化，现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金融市场化。“中国奇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市场化、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

　　在我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正式告别“8时代”，即经济以8%以上的高速增长的时代。所以，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来看，2013年可能是标志性的一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最近提出，我国正在经历的“双重转型”，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即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但是，简单化地保增长，即多发货币和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多发货币将导致通货膨胀，对于很多新兴经济体而言，比如拉美国家等，很多经济崛起的进程就是被高通货膨胀所中断的；而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会延缓经济转型的步伐。因此，我国经济政策最大的难点就是要在增长、通胀、转型三者之间寻找平衡。

　　记者：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祁斌：我国经济有两个“堰塞湖”，即资金“堰塞湖”和企业“堰塞湖”，它们直接指向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一些落后的方面。

　　首先是资金“堰塞湖”。过去30多年，我国人均GDP增长了100多倍，而人均储蓄增长了1300多倍，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很多倍，因此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一方面，中国社会拥有巨量的社会资金；另一方面，这些资金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由此带来了炒房、炒矿、炒棉花、炒洋葱等各种投机现象。

　　其次是企业“堰塞湖”，或称IPO“堰塞湖”。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有1400多万家。截至2012年12月31日，浙江省销售收入超过亿元的企业有9710家，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符合上市公司财务标准的企业约有1000家。这些企业对于资本市场或金融服务的需求有多大？从国际上看，美国纽交所连同纳斯达克大约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其中40%是国外企业，60%是本土企业，大约为3000多家。假设经过若干年，我国未来的上市公司是美国的3倍，即约有1万家上市公司，那么，中国还有大约1399万家中小企业。并不是这些企业都会去上市或挂牌，但其中的确有很多企业会与资本市场结合。这能够大大加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也能大大加快经济和企业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经济这两个奇特的“堰塞湖”，是悬在中国经济社会上的两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由于资金找不到企业、企业找不到资金，而酝酿着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这充分说明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足。

　　记者：针对此种情况，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祁斌：对此，我们应该善用资本之手推动全方位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转型是全方位的，包括传统产业的整合和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平衡发展，加快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从沿海经济拉动转向加快中西部发展速度，从关注经济增长单一目标转向建设美丽中国等6个方面。要实现这样的全方位经济转型，资本市场应该发挥作用。

　　一是发展新兴产业需要借鉴硅谷模式。硅谷模式的成功在于创造了一个资本和科技无缝对接的机制。在这条狭长的山谷里，创业者能够找到他的第一笔风险投资，风险投资家能够找到他想投资的技术。在硅谷崛起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创造一个让各种创新要素，包括科技、资本、人才、专利等自由结合的环境。

　　近年来，我国光伏高科技产业失败的鲜活例子，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无论是战略型新兴产业，还是高科技产业，通过行政之手去过度干预的发展方式是非常危险的。

　　二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广大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而我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着从正规渠道融资难的问题。银行的金融属性是风险规避型，一方面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倾斜贷款，另一方面银行又面临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风险收益不对称问题？答案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与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希腊，就是因为养老体系出现问题而导致国家破产。我国要吸取希腊的教训，借鉴国际经验，建立起第二支柱，让大家不断积累资金的同时，通过股市、债市、VC、PE、房地产基金等组合投资，寻求相对稳健的回报，通过专业投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四是资本市场化成为城镇化背后的推手。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潜力。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2%，而发达国家平均为70%。根据统计，城镇化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应将有1000多万人口进城，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1万亿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中国未来20年～30年的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的基础设施融资额为30万亿元～35万亿元，这些投融资需求需要大力发展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和市政债产品。这在客观上为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空间。

　　五是中国经济“走出去”。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每年我国企业在海外参与并购的有六七百起，试图并购的有1万多起，但是大部分没有成功。这与我国金融服务不完善有关。美国通用和福特走向全球的时候，美林和高盛跟着“走出去”，为其提供财务顾问、资信、定价策略等，也因而成长为真正的国际投行。相比而言，我国证券服务业的服务能力有限，竞争力远远不够。在吉利收购沃尔沃时，为其提供服务的前三家机构分别是高盛、工商银行和大庆油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