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起飞崛起的重要动力，然而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嬗变，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传统对外开放模式暴露出严重的低效益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此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组成部分，人民币汇率、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对外金融政策必须作出调整。
　　对外开放低效益突出体现在以倒贴的方式输出储蓄。2004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净资产从2764亿美元逐年增至17364亿美元，但大多数年份国际投资收益是负的，保守估计9年里累计为-5928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外输出储蓄，但没有收到利息，反而倒贴利息。
　　对外开放低效益，既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
　　从国际因素看，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剪羊毛”严重。2004年至2012年，美国对外净债务从22530亿美元增至38639亿美元，但国际投资收益累计高达45467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使用其他国家庞大的储蓄，不仅不付息，还收取巨额保管费。其中，2007年和2009年美国国际投资收益分别高达11240亿美元和13483亿美元，部分反映了美国把危机的成本转移到了其他国家。美国能“剪羊毛”，源于国际货币金融经济秩序不合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华尔街对全球金融的控制力，共同构成美元霸权，成为美国从世界攫取财富的手段。
　　美国“剪羊毛”的对象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2004年至2012年，俄罗斯净对外资产从-106亿美元转为1329亿美元，但国际投资收益累计-8144亿美元。巴西一直是对外债务国，这9年里其国际投资收益累计-5982亿美元，其利用国际储蓄的成本高达15%.
　　从国内因素看，是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出了问题。以出口和利用外资为主的对外开放模式，在中国国际投资头寸上表现为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扭曲：对外资产主要以外汇储备为主，对外负债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到2013年9月末，中国对外资产56510亿美元，对外负债38459亿美元，对外净资产18052亿美元，其中国际储备高达37260亿美元，占对外资产的比重高达66%，外商直接投资高达23232亿美元，占对外负债的比重高达60%.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只有一半是贸易顺差形成的，是中国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来自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负债形成的，不属于中国自己的钱。一般而言，对外负债中直接投资的成本最高，对外资产中外汇储备资产的收益最低。把高成本的负债置换成低收益的资产，必然产生亏损。
　　传统开放模式的问题不仅仅是低效益，还有被转嫁的风险。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15282亿美元，到2013年9月末激增到36627亿美元，但对外净资产增长要缓慢得多，仅从11881亿美元增至18052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外汇储备增长主要来源于外国资本流入这种负债方式。
　　从国际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量化宽松，释放出来大量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大都流入了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
　　要重视中国被“剪羊毛”的问题，作为应对不是不开放，而是本着积极开放的态度，调整对外开放模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了适应和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外金融政策必须作出调整。
　　第一，加快推进汇率市场化和资本项目可兑换。2005年中国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超过30%，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水平，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的风险和难度不大。资本管制尤其是宽进严出的管理模式造成国家成为对外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通过资本项目可兑换让对外资产持有主体由国家转为机构、企业和个人，以便充分用好对外资产，提高中国国际储蓄的收益。
　　第二，提升货币金融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目前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形成：在原有中心——外围结构中，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不同国家的地位发生分化。第一层次是美国，输出国际货币，输入储蓄，输出资本，是世界的银行家；第二层次是其他发达国家，主要是输出资本，是自己的国际银行家；第三层次是包括我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较高，融入全球化程度高，输入国际货币，输出储蓄，输入资本，是国际储蓄者；第四层次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程度低，主要是输入国际货币，输入储蓄。在这样的格局中，存在由下往上的国际输送利益，第三层次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风险最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完全有能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由第三层次升至第二层次，从输入国际货币、输出储蓄、输入资本转向输出资本甚至输出货币。货币发行要摆脱美元本位，恢复自主性；继续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使用，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力争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一极。金融业国际竞争力是决定参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因素，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必须加快金融业改革和发展，大力引进国际成熟人才和技术，探索外汇储备更多地通过国内金融机构运用出去的方式，目标是做自己的国际银行家和在华外资的银行家。金融发展不能失去自主性，切忌照抄照搬美国模式，金融开放要以我为主，现阶段国家控制金融体系在应对发达国家金融竞争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针对现有国际货币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呼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大国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推进制定有约束力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规则，实现跨境资本的有序流动，降低全球资本流动风险。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性、跨区域的集团性合作，建立多层次的秩序，构建全球治理的新层次。

    丁志杰　经济学博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校长助理，主要研究发展金融与国际金融。北京市教学名师，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学者，北京市社科理论“百人工程”学者；兼任中国金融学会、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