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就紧紧围绕本次全会重大理论创新将会对经济产生的全面而深远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深圳的外贸业界人士和行业专家普遍认为，新一轮改革必将令作为国内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首的外贸发生重大变革，并呼吁加快外贸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步伐。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制造"崛起，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将出现"中国服务"腾飞的起点。”阿里巴巴旗下的深圳一达通总经理魏强分析说，“"中国服务"既包括服务贸易，也包括围绕外贸的金融、物流等服务，还包括通关、退税、外汇等公共服务，后两者的服务将令外贸更有效率。”

　　据深圳外贸业内人士介绍，长期以来，我国外贸领域的公共服务完全由海关、国税等政府部门监管和执行，没有市场组织和社会化力量的参与。但是，随着互联网和跨境电商发展，成千上万的小微企业涌入到外贸市场，这彻底改变了国内外贸的格局，格局的变换需要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变革。

　　有学者分析称，目前“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还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配套服务却显得相对滞后，目前的情况是，外贸企业通关需要2到3天、融资要等10天或更长时间，退税3到6个月……如此一来，做外贸所面临的高成本让不少中小微企业望而却步，同时，由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也令国内的外贸订单越来越小、出货频率越来越快，外贸企业很难在繁琐的流程中耗得起。这些情况都迫切需要第三方进行缓解和优化，例如通过总包式平台来“一站式”解决中小外贸企业通关、物流、金融等一系列贸易服务，来提高外贸企业的竞争力。

　　对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APEC电子商务工商联盟专家王健对记者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这就是国际上所倡导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即解决新形势下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的“公共和私营伙伴合作模式”。

　　据悉，早在今年7月份，国务院出台的促进外贸发展“国六条”提出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的概念也正是这个伙伴合作模式的体现。王健分析称，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将外贸服务标准化和集约化，既降低了企业外贸运营成本，又为公共服务带来了便利，同时带动以外贸为核心的服务产业创新，例如：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创新、国际供应链服务创新、生产性服务业创新等。他指出，中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模式是联合国、APEC等国际组织认可的外贸“单一窗口”的解决方案和发展趋势，也是国际上推行的国际贸易政府监管的组织方式，中国外贸综合服务发展也为其他国家或经济体外贸服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中国外贸综合服务创新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也需要有行业组织，负责出面协调和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

　　王健表示，近年来，在我国外贸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若干家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而根据现行外贸管理制度，作为第三方服务平台的外贸综合服务“新业态”还没有得到认可，平台企业作为准公共服务平台的资质也没有规范。王健认为，鉴于外贸领域政府监管头绪复杂，专业性强，建议尽快成立外贸综合服务行业自律组织，着手制订行业自律规则，帮助政府研究和修订现行不合理的外贸监管制度，推出外贸综合服务示范政策，先试点再推广，根据效果不断完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