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竞怡

　　11月6日，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王新奎，在2013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WTO论坛上指出，中国面临着如何参与适应全球投资规则形成的过程，面临着如何推动国内投资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海自贸区就是改革的实验地，如果实验成功了，自贸区模式将为中国在对外的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谈判过程提供依据。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茆训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做成功了，自贸区就是个样板，可以为WTO规则修订提供依据。”目前WTO面临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PSA(复边服务贸易协定)等逼围，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王新奎指出，现在全球的投资规则谈判取代了原来贸易规则的谈判，成为全球规则谈判的焦点，如TIPP泛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

　　全球的创新链出现大量的中小企业和投资者个人走向全球经营和生产，他们需要一个高标准的投资环境，以减少他们投资总额的成本，以及给他们留出足够创新的空间，因此他们要求更为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权益保护。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也开始走上了对外投资的这么一条道路，而且规模增长和速度提升前所未有。即便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也有一种要求迫切地参与到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过程当中去，要求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反映像中国这样新兴国家的利益和实际，同时也面临着对投资规则的理解和对投资制度的改革的艰巨任务。

　　王新奎指出：“因此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政府，特别是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和领导层就作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决策：要利用全球的投资规则形成过程，我们中国要积极地参与进去，然后来推动我们国内投资体制的改革，而这件工作的突破口在什么地方呢？就选择在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

　　在王新奎看来，自贸区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个任务的核心是改革政府对投资的管理机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由注重事前审批转到注重事后、事中的监管。这个变革从本质上改变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多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中要解决的问题。自贸区的另一重要任务是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解决一个外汇转移的便利化。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还是管理的，汇率和利率也不是完全市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可能有一个好的资本进入和流出的环境。这就牵扯到一个金融制度的创新和改革的重大问题，自贸区总体方案里就提出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解决投资便利化的问题。第三大任务是扩大服务业开放。扩大服务业开放需要通过全球多边双边，或者是区域性的谈判。服务业开放是一个谈判的结果，是一个利益平衡的结果。

　　以上种种改革如果在上海自贸区里实验成功了，那么就可以复制到全国，可以在对外的投资规则和贸易规则谈判过程中来增加筹码，充当案例。不过，王新奎强调，它必定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也不是立竿见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