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泰

　　在可持续增长环境下，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结构调整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只有建立企业“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我们已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后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技术的“跟踪”是不可持续的。由产业跟踪到技术自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向前跨越。跨越一旦实现，就将改变全局。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是中国企业面对的不可逆转的大环境。我想就此谈一点思路。

　　理性地理解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的追赶期，主要是以大规模资本和资源投入“铺底经济存量”。那时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的总和。进入产业结构升级阶段，经济增长则是高效产业和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竞争是效率的源泉。尽管竞争可能造成重复投资和企业倒闭，看似浪费，但竞争会吸引高效率企业的进入，淘汰落后的企业。正是持续的吐故纳新,才能保障经济效率的不断提升。例如，苹果智能终端的出现，顿时使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从皇冠上坠落，但却引发了一场影响未来的移动互联的信息革命。

　　因此，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是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进入及扩张，同时应当加快曾经辉煌但已落后企业的退出，使高效生产力不断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企业取代低效企业、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取代低效率的岗位，目的是使低效和失去竞争力企业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土地、存量资产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也就是说，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结构调整就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只有建立企业“生得顺利，退得顺畅”的产业生态，才能保持经济活力。

　　当前，我国相当多的产业产能过剩，明显进入了边际效益递减的阶段。此时局限于价格战不仅会几败俱伤，而且没有出路。把竞争引向创造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创造质量或成本的决定性优势，才能恢复和提升产业的边际效益。克服萧条、重振景气有三个途径，一是在具有外部性的领域制定水平越来越高的国家强制性标准，推进结构升级；二是在竞争中实现结构重组，其中被并购是投资者退出的重要途径；三是以成功的创新，创造产业和企业的新生。目前困扰我们的是，包括企业投资、人员、存量资产等要素的流动，特别是跨企业、跨区域、跨所有制的流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使政府多年倡导的结构调整收效很低。

　　现阶段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

　　种种情况表明，传统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现在，我们已经站到了一个更高的起点，新的比较优势正在显现，并展现出良好前景。其中最主要的，一是生产要素结构升级，创新要素日益充裕，特别是教育程度提高、职业培训逐渐普及，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素质提升；本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二是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企业家队伍逐渐成熟；三是技术和产业配套能力大大增强，创新的成功率提高；四是市场需求旺盛、需求层次提高，多样化市场格局逐渐形成。相应的，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的一般制造，转化为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的“双低优势”。其中，“智力密集程度”一般发展中国家做不到、“技能劳动密集程度”发达国家做不起的领域，是我国产业放手施展的广阔空间，是中国产业和企业挤入全球领先地位的亮点。这是分析国内外因素后可以做出的一个重要判断，它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将对所有产业和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

　　例如华为、中兴、腾讯、展讯等企业，正是利用中国廉价、聪明、勤奋的工程师创造的研发优势，奠定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地位。在我们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这些公司可拥有几千甚至几万名研发工程师，这在发达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三一重工、比亚迪等则在智力与劳动“双密集”的行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正是看中了中国廉价知识型人力资源优势。目前，“大学毕业就业难”，意味着我们有庞大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后备。

　　比较优势的变化，既对既有增长方式形成了压力，也为经济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活动活跃期

　　进入新世纪，国家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逐步落实，政府的科技投入逐年增加，各地科技园区较快发展，针对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逐步跟进，使技术创新活动日益活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2010年研发投入金额仅次于美、日，居世界第三，去年突破一万亿元，占GDP的1.98%；“十一五”期间发明专利授权数年均增长31%，万名研发人员发明专利授权数由152件上升到312件；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供应能力，正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一大优势；我国研发人员素质提高是创新绩效提升的“内因”。

　　近十年来，科技人员自主创业、留学人员归国创业形成气候；科技型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创新成功率较快上升。创业板的开启极大地促进了风险投资、产业基金的设立和发展。中关村管委会和深圳市的数据显示，两地符合创业板上市条件的后备企业均超过1000家。深交所研究人员判断，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已进入了“井喷阶段”。一位资深的风投合伙人认为，国内科技创新公司及风险投资面临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成功率已高于成熟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优质技术创新公司的涌现，各行各业都有望出现自己的华为、中兴，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靠基础。一批科技创新型企业研发投入通常占销售额的10%左右，而基于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的销售毛利率可达30%-50%。形成了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现在，在一些领域，例如超级计算机、基因工程、第四代核电、信息搜索、电子商务、集成电路设计等，我们开始进入前沿，并由跟踪者向技术自立和领跑者的角色转变。种种迹象显示，我国创新资源短缺、投入不足的局面已经改变，进入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阶段。

　　产业的跟踪与跨越

　　以引进的技术进行产业跟踪，是技术追赶期的一种选择。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加速学习过程，并为技术跨越创造条件。所谓跨越，就是在产业跟踪中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抓住时机、瞄准新一代产品，以自己的技术实现产业化，在这个领域实现超越。日本和韩国从引进、跟踪到技术自立大体用了25-30年。我国也到了这个火候。

　　技术跟踪的“依附性”决定了，如果不能实现技术自立，永远不能成为领先者。对于我们这样的经济大国，技术的“跟踪”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任何基于新技术的产品都有一个寿命周期。之初，由于它具有“人无我有”的“唯一性”，而奇货可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就是“先者为王”。例如，2010年“卖疯了”的iPad和iPhone毛利率高达200%，苹果公司赚得盆盈钵满。随着“唯一性”的消失，其利润渐渐回落。跟踪者往往只能在利润下降周期进入。这时利润日渐微薄，难以赚钱，做不好甚至以再投资进行跟踪的能力都将消失。

　　二是跟踪者尽管自身的研发活动较少，但在每一件产品中的技术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没有用于自主研发，而是通过购买专利、知识产权、技术引进或关键零部件等形式，把钱交给了外国公司，增强了他们的技术能力。跟踪者的研发成本确实发生了，但本国的研发人员却没有获得参与研发活动的机会，企业的研发能力未能因此而提高，很难有翻身之日。

　　三是跟踪者没有核心技术，很难建立自主品牌。从外部获得的往往是市场价值大部分已经实现后的“技术残值”。使用这一技术，即便可以生产出相同的产品，也卖不出好的价钱。很低的利润率使企业无力进行更高层次的研发活动。这就使跟踪者很难跳出不良循环：当正在应用的技术必须更新的时候，只得再引进、再跟踪。

　　四是核心技术依赖他人，企业就丧失了发展的主动权。技术路线、技术标准都是技术拥有者根据自身特点定制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掌握在他们手里，跟踪者的谈判地位非常有限。而且技术路线一旦转向或零部件供应中断，跟踪者将蒙受损失。例如，在显像管产业，我们老老实实地技术引进、产业跟踪了20多年，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但是2005年前后仅仅三年左右时间，新一代显示技术迅速替代显像管，我国企业前后上千亿的投资瞬间化为不良资产，显示器产业重新“归零”。

　　由产业跟踪到技术自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向前跨越。跨越一旦实现，就将改变全局。如果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不能以自主技术在程控交换机和无线通信装备上实现突破，很难想象我国的信息化将遇到怎样困难。而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的成功，甚至使发达国家刮目相看。

　　把握技术跨越的机会

　　就成熟技术而言，我们与先进国家相差较远；而对即将产业化的新技术，差距就没有那么大。而且处于萌芽期的新兴产业，技术尚不完善，知识产权壁垒尚未形成，产业垄断地位还没确立，商业模式还存在不确定性，为我们的追赶和超越提供了机会。如在互联网、超高速无线局域网、高速铁路、超高压输变电等方面，我们都成功实现了跨越。

　　目前，在新能源、新一代信息通信、移动终端、新一代显示器、固有安全性的核电等领域都出现了技术变轨的“机会窗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兴起，正以革命性的力量深刻地改变着从手机、PC、电信、商业，到物流、金融、出版、影视、音乐、制造等一个又一个行业；而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也已初露端倪。技术路线的转换并不是经常发生的。当前，政府和企业观察、发现并抓住“机会窗口”的能力十分重要。我们能不能更多地重复上世纪90年代“巨大中华”的故事，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是否有技术积累，并在前沿技术上不断取得突破；二是是否有参与产业前沿竞争的勇气、战略意愿和信心；三是制度环境是否支持技术突破和产业化。

　　淘汰落后、压缩过剩是必要的，但它是一个新旧替代的过程。现在问题是由哪些产品、企业和产业来接替？由哪些就业岗位来接续？因此，更加重要的是鼓励和促进新生、高效生产力的成长，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的形势，使我国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阶段：一是技术来源由引进模仿为主，走向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自立；二是经济增长由主要依赖资源消耗，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效率提升；三是由产业链的低端制造，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环节延伸；四是由产业跟踪，转向在一些领域开始挑战领先地位。

　　因此，过去30年我们长期依赖、最为熟悉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竞争力的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也就是说，不能套用过去的发展模式来推动今天的产业升级。我们必须理解，如果我们的经济活动方式不能转变，不能向高生产率的设计、研发、品牌、营销、产业链管理等环节延伸，就永远没有属于自己的新兴产业。当前，要防止接过“发展新兴产业”的口号，却推行“升级版”外延扩张，其结果往往是制造了一场虚热，而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依然如故。

　　产学研结合、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结合

　　“产学研的结合”已经引起了各方关注，但只有加上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互补与合作才能形成高效率的创新生态。

　　大学是当代知识创新和前沿高技术最重要的源泉，在创新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大型企业优势在于强大的产业能力和对复杂技术的集成能力；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吸纳新的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有市场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方面是难以替代的。

　　在科研、转化与产业化的链条中，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处于不同位置，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也有分工。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做技术转化；中小企业的转化成果，并不一定都由自己去产业化；大型企业所需的技术也并非都得“自主开发”。好的创新生态，就是通过市场的对接，各自扬长避短，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链接。如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的扩散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这一过程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生动局面。

　　在我国，中小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技术创新就是试错过程。从全社会角度看，科技型中小企业试错成本最低。他们有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和灵活的决策机制，他们还会带来新创意、新思路和跨界的技术。这就使他们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成为一支最敢于冒风险的有生力量，并以他们自身的生与死充当着新技术探路者的角色。有资料显示，即便大型公司最发达的美国，80%的技术创新成果出自中小企业。

　　近年来，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割裂的状况有上升的趋势。一些垄断企业自行扩展垄断链条；国有企业在体制内部建立产业联盟，形成配套；一些大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也倾向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由非经济因素造成的割裂，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国家创新体系和研发投入的结构性低效率。实际上，世界著名的行业巨头如思科、辉瑞，西门子、菲利浦、苹果等公司，都是在不断集成中小企业技术成果中占据了全球领先地位。

　　由于增长方式转型相对迟缓，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依托既有技术的发展空间受限，继续前进已经找不到方向。华为总裁任正非在2010年就说，“我们已经走到了通讯装备产业的前沿。以前靠西方公司引路，现在我们也要引路了。”但更多的企业没有以自主创新来弥补引进和模仿的缺口，像华为一样“挺身、引路”，相反开始远离制造业，转而投向房地产或虚拟经济。

　　这一现象已经引起政府的担心。原则上讲，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大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发展方式。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不在企业，而是发展环境改变滞后。我相信，已经开始的紧锣密鼓推进的政府改革将会加快改变这一状况。

　　对企业来说，必须看清向创新驱动转型已是大势所趋，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形势，以怎样的理念，选择怎样的战略，将决定自己的未来。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首任会长。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