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梅新育

　　上海自贸区的获批落地，无疑是上海市乃至全国开放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决定设立这个中国大陆迄今开放程度最高的经济特区，意味着中央决策层对上海的期望定位不仅仅是“中国的上海”，而且是“东亚的上海”，乃至“世界的上海”。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并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后，中国开始研究海外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经济特区发展经验，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到浦东开发开放，再到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中国经济特区建设至此达到了新高峰，甚至可以说达到经济特区“终极版”。

　　上海自贸区建设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选择以及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

　　对于前者，上海自贸区发展的基础应当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便利化，特别是转口贸易可望取得长足的发展。除此之外，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是该自贸区试点的重头戏，其中包括金融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特别是离岸金融业务可望获得巨大发展。

　　对于后者，上海自贸区将延续中国经济特区“试验田”的功能，助推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自贸区在深化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投资管理模式创新、简政放权，减少和消除过度管制、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立与试验区相适应的监管等制度环境等方面的经验，将会有序向全国推广。

　　克服“制度套利”动机

　　一个大国的安身立命之本只能是实体经济，稳定高效的政策环境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保障。上海自贸区成败的关键之一是克服急功近利的“制度套利”动机。

　　微观层次的管理制度创新既是上海自贸区成败的枢纽，又是推而广之示范全国的试验。“负面清单”管理、暂停实施某些法律法规等举措都是为了消除政府部门的惰性，激发经济活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自贸区陷入过度管制的误区。管理制度创新也会更近一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正是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经营中牵扯到的政府管理环节较多，更需要放松管制，提高政府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

　　印度等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正是因为政府效率低、执行能力差，无力为实体经济部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方才格外着意金融服务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结果固然赢得了一时的喝彩，却使得他们陷入一次又一次货币金融危机重演的怪圈中难以自拔。

　　贸易与金融并进

　　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实验区立足发展的基础。这个总面积28.78平方公里的实验区包括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这4块区域就是为货物贸易发展而设立。立足于货物贸易发展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相对于世界上其它大多数自由港、自贸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优势所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单纯的没有实业基础的离岸金融中心模式并无太大正面意义，能够带动实体经济部门发展、提高实体经济部门效益的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更为有用。

　　以实体经济部门对外贸易为基础、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并不意味着这个自贸区不大力发展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实际上，在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离岸金融业务就可望成为上海自贸区发展较大的领域，而上海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又可望与人民币国际化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为原来国际市场参与者一般都把美元、瑞士法郎等资产作为国际金融市场避风港，随着中国实力上升，中国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性的优势日益凸显，人民币资产也很有希望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新的避风港资产，离岸金融业务就可以为境内居民和境外非居民的相关需求提供服务。如果说原来境外非居民投资人民币避风港资产多数选择直接投资形式，那么，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其开放，投向中国金融资产避风港的非居民将越来越多。

　　上海自贸区离岸金融业务向国内外所有个人和机构开放提供服务，就中短期而言，除了国内居民、机构和海外华人华侨之外，新兴市场将是最大的客户来源地。因为迄今新兴市场对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和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接受程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而且，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争论正在引爆新兴市场危机，未来10～20年间，经济风险与萧条又将放大、引爆新兴市场本已存在的众多社会不稳定因素，阶级、民族、宗教、地域之间的矛盾将集中迸发，原来经济景气时期尚可容忍的问题彼时将显得无法容忍，进而爆发政治动乱、游行示威、政变、内战和外战的风险上升，腐败、民族宗教矛盾、收入分配失衡、失业、官民冲突等等都可能成为引燃冲突的导火索。在这样的乱世中，中国的稳定将对新兴市场资本产生强大吸引力，新兴市场参与者中将有相当一批人选择中国和人民币作为避险所在。

　　在新兴市场参与者中，阿拉伯投资者可望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一笔石油资本，而且主要阿拉伯富国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年已经通过参股在华直接投资项目、购入中国债券等形式开始探路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未来10～20年的新兴市场动荡中，其它条件相同，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和伊斯兰教传统浓厚的国家和地区风险更大，非洲、拉美和中东伊斯兰国家将是未来10～20年新兴市场社会震荡与动乱的主要风险区。

　　现有离岸金融中心分为内外混合型、内外分离型和避税港型三种。在内外混合型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与国内金融业务不分离，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化，通常是自然形成的，其典型为伦敦、中国香港，前者充当世界资本市场中心长达数百年，后者则有长期充当华人资产管理中心的历史。在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业务与国内金融业务分离，监管当局对非居民交易给予税收优惠，对境外流入资金不实行国内的税制、利率管制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非居民交易必须与国内账户严格分离，禁止非居民经营在岸业务和国内业务，一般是所在国政府专门为非居民交易而人为创设的，其典型为新加坡、纽约、巴林、东京、纳闽（马来西亚）、曼谷等。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大批注册金融机构和公司，这些公司通常称作离岸公司（offshore company）或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ies，IBCs），但这些机构通常并不在这里设立实体，实际业务都在母国进行，只是通过注册的机构在帐簿上进行境内和境外交易，以求享受该地区的税收优惠，其典型是加勒比海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巴哈马、开曼、百慕大，南太平洋的瑙鲁、西萨摩亚，英吉利海峡上的海峡群岛，以及地中海上的塞浦路斯岛。

　　上海的离岸金融业务总体上属于内外分离型，但在上海自贸区内局部可以是内外混合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