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14年财年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但由于美国两党在2014年财政预算问题以及提高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上的分歧，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已经停摆。特别是，如果两党不能在10月17日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妥协，美国政府将面临债务违约。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相关报道见B10、C04版）

　　要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必须先解释所谓的“债务上限”。美国的债务上限源于美国宪法关于政府收支的基本理念：政府花钱必须经过国会的批准，这个理念在1917年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但是，“债务上限”的设定本身是一个悖论：随着美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以及政府开支的增加，特别是多年以来美国政府赤字生存的模式，美国的公共债务越来越庞大，美国政府要么持久保持财政盈余，要么削减支出，否则，债务上限不断上提就是必然事项。事实上，自美国设立“债务上限”以来，债务上限已经累计提高上百次，确保了美国政府债务生存的模式，避免美国债务违约。

　　然而，债务上限本来是一个无需争议的技术问题，但却成为美国两党争夺政治筹码的工具。特别是在上一次即2011年8月，共和党将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与奥巴马的医改以及减税等问题捆绑，进行讨价还价，上演了美国债务上限设立以来最不负责的闹剧，虽然两党在8月2日的最后期限达成上调债务上限的协议，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全球对美国违约的恐慌，全球金融市场为此动荡，评级机构穆迪甚至历史性地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

　　然而，事件并没有给美国政客们足够的教训，因为在全球经济都仰仗美国以及美元的情况下，最不愿意美国违约的是债权人，而不是全球最大的债务人美国自己。一个极其扭曲的现象出现了：从基本的数学常识看，美国庞大的公共债务以及外债最终如何偿还，也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答案，但美国的海外债权人却必须一致相信，美国肯定能还钱，如果债权人认为美国还不了钱，那是最大的灾难。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2011年8月的闹剧之后，美国的借债成本并没有明显上升，美国的信用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债权人根本无法承受美国违约的后果，而只能选择“相信”美国而继续投资美国国债，维护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稳定。

　　这显然惯坏了美国。这一次，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共和党卷土重来，将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与2014年的预算问题以及医改问题捆绑。共和党提出提高债务的前提是奥巴马政府放弃2010年通过的医改法案，而这是奥巴马最引以自豪的政绩，在这个问题上，奥巴马没有任何让步的可能，这直接导致10月1日美国新的财年开始之际，美国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的关门歇业。

　　美国目前的债务上限为16.7万亿美元，如果在10月17日不能提高这个上限，则美国政府就会出现还不了钱的尴尬局面。而共和党的处境则略显尴尬。从目前的民调看，在上调债务上限的问题上，CNN的调查显示，有54%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债务上限届时没有提高，责任在共和党，只有25%的受访者归咎于奥巴马。盖洛普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债务上限问题，共和党的支持率更是跌至历史最低点。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迫于压力，最终和奥巴马政府就债务上限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极大。对于共和党而言，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尽可能使得收益最大化，见好就收是上上策，如果一定“死磕”导致美国债务违约，这是共和党的政客们根本承担不起的罪名。如果美国真的违约，不管美国如何重要，美元信心的崩盘将导致美国债务成本的飙升，同时，以美元为惟一储备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将崩溃，美元霸权最终终结，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绝对不允许的，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敢妄为的。

　　但是，不管美国两党是否达成协议，在这场闹剧中最尴尬的角色莫过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美国海外最大的债主。美国债务上限是美国的问题，却是中国和日本等债权国的痛苦。美国两党打架，感觉痛的却是债权国，一旦美国两党真的入戏太深，玩违约的游戏，直接持有近1.3万亿美国国债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国，多年来依靠出口辛苦积累的绿票子的价值可能化为乌有。这种尴尬的角色和痛苦，恐怕在美国每一次谈判债务上限时都要经历。

　　坦率而言，美国两党之所以敢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如此胡闹，恐怕跟债权国的纵容有一定关系。如果没有债权国多年来提供的廉价资金，美国也不会如此享受举债度日的模式。中国要求美国“负责任”是必要的，但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要陷自己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对于一个人均收入位居全球100名之后，一直通过各种优惠措施吸引资金的国家，却把自己的资金廉价地借给人均收入高于自己20多倍的全球最富裕的国家，这本身就值得探讨。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并不是什么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而是应该反思：中国为什么要通过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鼓励出口，积累这么多的外汇，而不是优化资源配置，将资金和购买力留在自己国内。是该真正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