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企业500强排名分析报告》披露，名列500强的268家制造业企业利润加在一起，不及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利润的57%。从而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对“银行高利润”的热议。有企业家指出，银行高利润伤害的不仅是企业，而且直接影响“转方式、调结构”战略能否得以贯彻。道理很简单，如果实体企业无利可图，谁还会追加投资搞技术创新和改造。

　　银行业利润远高于制造业

　　是不争事实

　　500强报告显示，2008—2012年五年间，制造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在500强中占比分别由44%和29.6%，双双下降为41.1%和20.2%；利润额五年增长只有22.8%，近两年出现连续下降，其中2012年陡降17.47%；利润率自2006年跌破5%后，近5年一直在3%上下低位徘徊，2012年降至历史低点2.13%，预计今年上半年将跌破2%。同一期间，五大银行营业收入占比几乎没有变化，而利润占比呈现逐年递增，2012年达到35.6%；净利润合计7746.1亿元，比2008年几乎翻了一番（95.8%），平均每年递增18.3%；利润率自2007年攀上20%高位，近五年一直保持在25%左右的水平。

　　用营业利润率、资本收益率两个指标对银行业和制造业盈利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反映两者利润的此消彼长、两相背反的发展趋势（见表）。另据证券市场和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综合资料，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率约为10%，之后随着银行利润飙升呈现一路下滑。两者利润一升一降的对称变化表明，银行超额利润是牟取企业合理利润而来，对实体企业已构成实质伤害。

　　营业利润率是直观反映经营成果和市场表现的常用指标，即通常所称利润率指标。用该指标比较，五大银行营业利润率是制造业的10倍左右。资本收益率是指每投入一元钱股本金，可以获得的纯收益回报。用该指标比较，银行业资本收益率相当于制造业的30—50倍。

　　表中资本收益率计算因制造业财务资料难以获得，直接采用了两者营业利润率和杠杆倍数差异加以复合，并考虑银行可用资金因素推算而来。指标值相差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两者财务杠杆差异所致。企业资产负债率合理水平为50%左右，财务杠杆倍数约为2。银行业按照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标准为8%（资产负债率＝100%－8%＝92%），财务杠杆倍数为12.5，相当于实体企业的6.25倍。意味着在同等经营条件下，银行业只要达到社会平均利润率，即可获得5倍于实体企业的资本收益率。

　　银行高利润形成的因素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银行与企业本是和谐共生、同舟共济的鱼水关系。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金融是价值实现的工具，天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两者犹如天象两级，必须阴阳平衡、相辅相成，才能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反观我国两类经济运行现状，银行业高利润现象并非一时现象，而是持续七八年之久，呈现长期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1991年邓小平视察上海，在谈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构想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正确理解邓小平在特定背景下讲这番话的含义：一是对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偏重工农而轻或商通，金融边缘化的否定；二是强调金融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以这句话意味深长，尤其“核心”一词在中国具有特殊含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做出金融分业经营和商业银行改革的战略部署。建立了“一行三会”，另加一个外汇管理局的分业监管体制。后来又陆续设立四大资产经营公司、汇金公司、中投公司，以及各级政府金融局（办），机构叠床架屋，队伍阵容盖过实体经济部门。之后10年，萧规曹随，政学工商全都围着金融转，银行由服务部门俨然变成经济运行的“核心”。

　　金融工作会议后，按照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标准清分结果，工、农、中、建四大行不良贷款均达40%以上。依据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标准，都足够技术性破产5次的水平。为抢救四大行，国家用财政出资收购办法，剥离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使它们起死回生。2003年国有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造，中央财政又拿出2700亿元，为各行注入资本金，以满足巴塞尔协议和上市标准。

　　回顾金融机构改革过程，中央对金融机构非但不像实体部门那样，迫使其断奶自救，而是施以母爱式的关照呵护，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要机构给机构，有求必应，予求予取。

　　与此同时，在层层指标考核、绩效挂钩等因素的驱使下，加上股改过程中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口传心授，有些机构和从业人员忘记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宗旨，巧立名目，乱涨价、乱收费。据银监会2011年统计，银行收费项目10年间增加了10倍，达3000余种。

　　银行高利润刺激社会资本脱实向虚

　　2011年，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先后爆发了由全民借贷引发的局部金融风波。导致风波的原因，就是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炒风盛行，乃至形成全民借贷风潮。一旦遇到流动性紧缩，立即形成系统性风险。

　　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直接诱因正是银行高利润刺激的结果。

　　起先是几家股份制银行上市表现靓丽，五大银行股改完成后盈利水平很快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2007年，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在内的主要银行营业利润率全面跃升至20%的水平。2010年前后，营业利润率和净资产利润率先后超越资源垄断型石油行业，赶上传统高利润烟草行业。

　　一方面是银行高利润的诱惑，另一方面是做企业无利可图。正是在这种巨大反差的强烈刺激下，企业家们纷纷放弃实业，转而投向虚拟领域。不让干银行就搞地下钱庄、办典当、做基金、炒金炒银；搞不了金融就炒房炒地，炒生姜、炒绿豆、炒古董字画……于是，在这些炒风失控的地方，很快形成脱实向虚现象，导致出现产业空心化的风险。

　　研究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大体趋向这样一种共识，认为次贷危机只是灾难爆发的导火索，而深层次原因则是产业空心化。所以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动员企业回流。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出面呼吁，联邦和各州政府采取财政、税收等综合措施，吸引制造业回归。

　　德国战后经历了两德融合的剧烈波动，却屹立不倒。近年来又抗住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连番冲击，而安然无妨。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坚持实业立国，实体经济十分强大。

　　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刚刚步入小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任由虚拟经济无限膨胀，社会资本脱实向虚的倾向发展下去，势必发生全国性的产业空心化。一旦这种趋势形成，长期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

　　抑制银行高利润是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考察工作时指出：“国家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这个论断深刻揭示了实业是立国治本这样一条真理。要注意化解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不协调、发展不平衡的巨大隐忧。

　　最近的“钱荒”风波，使这个问题得以暴露，并引起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重视，连续出台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治理措施。可是这些举措仍不够充分。因为两类经济关系扭曲问题存在多年，而且积重难返。由于各种因素并未消除，问题随时可能出现反复；治理措施仍多停留在导向性对策上，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目标和进程。这与“转方式、调结构”发展战略明显不相适应。

　　站在企业家角度试想一下，办企业既没有现在，又看不到未来，哪里还有信心追加投资，去搞技术改造、产业升级！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提振乏力，部分原因也是两类经济阴阳倒错、实体经济受损的反映。一方面表现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等经济运行先导指标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企业家移民倾向飙升。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大规模移民潮。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或1000万元的两个企业家群体中，分别有74%和近60%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正在考虑移民。

　　显而易见，欲求贯彻调结构方针，必先挽回企业家信心；要想提振企业家信心，必须迫使银行对企业减息让利，让实体企业有利可图。不论是贯彻调结构的大政方针，还是遏制产业空心化的现实风险，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所以必须下大决心，改弦更张，将问题纳入危机处理程序，采取凌厉措施，加以紧急处置。

　　宏观层次上，首先要上下同心，坚定实业立国的理念，重申金融为实体企业服务的方向定位，改变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绩效考核标准，督促和引导改善金融服务；要将合理安排两类经济的分配比例纳入宏观调控目标，当作调结构的先行任务，在银行高利润产生的体制因素没有消除，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情况下，可采取封顶政策，坚决把银行业利润水平控制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或左右），对小微企业可采取临时保护价政策，不论金融机构之间循环多少次，企业融资最终成本不得超过保护价；要排除部门利益掣肘，深化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落实改革措施。

　　微观方面上，要针对我国近年来金融发展过快，金融强势地位不可改变的现实，面向企业普及金融市场知识，帮助企业睁开眼睛看金融，学会依法维护自身的权益，改变他们在融资活动中的不利地位。构建平等互利、合作“双赢”的新型银企关系。

　　（作者系中国企业金融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