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金融体系会助长结构失衡，而不是促进结构转型。”在梳理和研究了过去几十年所执行的金融政策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现代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潘英丽认为，中国早已经到了要退出金融抑制政策的时间窗口，而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仅是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这么简单，“没有体制变革，短期内很难做到这一点。”

　　潘用“围魏救赵”和“釜底抽薪”两个成语来概括其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金融风险所开出的药方。其主张除了政府要容忍更低的增长力，更要将其立场从帮助企业筹资转为帮助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风险，从而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促进经济转型。

　　而针对目前出现的资本外逃现象，潘英丽则指出，热钱外流尚不会给中国国民经济带来本质性的冲击，而由于可能出现的美国利率上升恰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绝佳机会。

　　将股票市场作为突破口

　　《21世纪》：国务院之前出台政策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金融要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您曾经多次强调中国的金融抑制政策必须退出，这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是什么？金融如何才能促进经济转型？

　　潘英丽：金融抑制政策的特征是低利率和政府对低成本资本配置的行政管理或者是积极干预，资本密集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这一政策下得以鼓励。实际上2006年已经是金融抑制政策退出的最佳时间，当时没有退出，现在已经出现了不利于经济转型的结果。

　　尽管此前有管理手段限制商业银行给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影子银行的存在，钱通过理财产品或者信托的方式又去了这些地方。这说明管理手段已经失效，根子出在体制上。

　　目前资金融通主要靠银行，而股票和债券市场不发达。而在银行融资中，又采取低利率政策，从2004年到2012年存款利率扣除通货膨胀之后是负数，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收益比较好的理财产品就有比较高的投资热情，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的开放变相提高了吸收存款的竞争力。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这既吸引客户，又可以规避直接信贷的风险，从而规避了存款低利率的行政限制，同时规避了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这些钱主要去了地方政府项目和房地产项目，前者要通过增量的投资来撬动存量，后者则要通过贷款在新一轮政策出台前做完手头的项目。而这未来的风险谁来承担？是投资者和银行。

　　如何来降低银行和投资者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其实“钱荒”也好、流动性危机也好，根子上是资金投向的低效率，进一步助长结构失衡，这样发展下去，积累的风险会越来越大。我用“釜底抽薪”和“围魏救赵”来概括规避和化解风险的方法。

　　釜底抽薪就是回归实体经济，而围魏救赵的前提是提高政府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但是只容忍下滑是没有用的，要促进经济转型。现在转型的方向是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等，目前的金融体系是不是给予支持了？拿服务业举例，服务业是轻资产企业，抵押品很少，如果银行要实行抵押政策，依然容易给房地产、制造业和地方政府项目提供贷款。

　　因此，在融资体制中，需要把股票市场制度进行改革，通过放开审批，降低企业上市的市盈率，为高新技术企业等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渠道。在这样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就不再是像金融抑制政策时期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而是应该帮助中小投资者防范商业欺诈，而企业则是要给中小投资者回报和分红，这样渠道就打通了，有限的储蓄也能够真正留到成长性产业中。因此，我认为股票市场发展是整个金融改革的突破口，这也是围魏救赵。

　　如果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提高发行的筹资成本，让垃圾企业坚决退市。同时健全独立的司法和执法制度。而从开放审批制度这一点，有人认为企业太多不好监管，这里面有两个虚假的前提，一个如果提高发行筹资成本，就没有这么多企业上市。第二个是违法乱纪，没有严厉的法律制度，是鼓励犯罪。犯罪成本很低，犯罪回报率很高。作为理性的商人或者企业，如果提高违法成本，他们就不会去碰。

　　《21世纪》：现在地方政府发债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备受重视，而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地方债务问题也无法绕过，如何才能真正对地方政府的发债进行约束？

　　潘英丽：我最近提出一个建议，建议地方政府到香港去发人民币债券。这样，通过香港好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来约束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未来在新兴城镇化、包括经济转型中要承担很多责任，未来如果土地财政退出，地方政府的需求如何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要给地方政府提供正常的融资渠道，但又能让政府的投资理性，我建议到香港去发债。如果香港发债成功，地方政府债券可以重返上海交易所交易，这也是可以搭香港制度的便车，发挥香港牵引制度的惯性。

　　当然，这背后依然有很多配套改革，包括财政民主化的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改革等等。

　　资金外逃中的中国机遇

　　《21世纪》：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将退出量化宽松后，中国也出现了资本外逃的现象，曾经有学者认为一旦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逆转或者渐进化的改革遇到不得不面对的攻坚战，资本外逃积累依旧的冲击力就会突然爆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英丽：可以判断，未来的三到五年，美元可能会有升值，前提是美国经济有比较好的复苏。退出量化宽松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利率上升，这样会导致流到发展中国家的热钱回流，而回流又会带来美元升值。这两者相加对于热钱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套利机会。这对前期资本账户开得比较大，或者已经全部开放的国家，资本流出过程中，受到的冲击会更大，带来金融危机等等结果，这也是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但是考虑这次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所带来的利率上升和美元升值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首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全面开放，热钱虽然有流入，但并没有像全部开放的国家有这么大热钱的压力。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美元增值、人民币贬值可能对中国政府是一次战略性的机遇。我们最近在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项目，从花旗集团的一份内部报告的结论来推测，美元可能会有三到五年的牛市，但是长远来看升值的空间并不大，未来美国经济其实还是比较低水平地增长，或者上下波动。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可以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花掉。中国已经到了资本输出的阶段，美元升值也是资本输出的好时期。另外，未来三五年人民币的贬值过程中，中国可以大量积累人民币债券，通过金融机构、银行走出去，在海外，尤其是人口比较年轻，但是人均收入比较低、又有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地区发放开放贷款，然后他们再利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钢材、聘用中国的承包商，这样中国的产能也就释放出去了。

　　这样在人民币贬值中，利用人民币债券进行海外投资，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很重要的机会，这背后，是对中国中长期发展有信心。

　　因此，目前资本的流动对中国国民经济没有实质性的影响，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21世纪》：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汇率制度是否要进行调整？

　　潘英丽：对于汇率制度的改革，国内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分歧，就是要让汇率浮动起来，进行双向浮动。我个人认为管理浮动不能有太大的浮动。我的建议可以围绕中心汇率，允许一定程度的波动区间，这个区间逐步最终放大到5%。

　　有了区间，就不需要央行每天进行干预，从而减少央行干预的频率，但是这个区间不要太大。因此，汇率制度是要稳定有效规律作为政策目标，另外，如果考虑的货币国际化，最需要的也是币值稳定，所以汇率制度安排不能让汇率大幅度波动。此外，中国现在风险管理手段，外汇、利率风险管理比较差，大幅度波动肯定对国民经济伤害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