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78年以来的改革,有三个时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得以启动;二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改革决心得以进一步确定;三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上述三个时点,打破了思想禁锢,促进要素红利在农村和城镇快速释放,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出口规模逐年扩大。所谓要素红利的释放,笔者理解为随着管制的放松,各种要素按照市朝的原则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进行配置,典型的例证在于:虽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人口要素的流动具有某种不完整性,但是其劳动成果更多的是在非农产业的沉淀;随着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利用其人口及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促进了要素及其产成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

　　相比较于各种要素,金融资源配置的市朝程度相对较低,主要体现在:利率管制使得对金融资源的获取难以体现市朝的原则,在贷款上浮具有上限规定的情况下,银行倾向于将贷款资源倾向于大中企业,而小微企业获得的贷款支持相对较小;在资本项目进行管制的情况下,国内资金缺乏在国际市场寻求增值的开放途径,国际资金也难以进入国内市场为国内所用。因此,进行金融改革,通过市场之手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以释放改革的红利,是这一阶段改革的重头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