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欣欣 上海报道

　　7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按照官方公布的会议内容，将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和官员都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是为上海乃至中国带来发展红利，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成为中国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试验田”。

　　尽管官方并未完全公布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但参与方案研究的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方案不仅涉及免税、贸易便利化等货物贸易流域的特殊政策，更或将涉及服务市场和金融领域的开放。

　　上述会议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猜测，会议消息称，“要积极探索政府经贸和投资管理模式创新，扩大服务业开放”。

　　与此同时，包括天津、舟山在内的多个地方也都在积极进行自由贸易区的探索，会议亦称，上海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主动对外开放

　　受访者称，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将不仅是贸易，而将是更为宽泛的改革和开放的大动作。

　　“从保税区到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并没有太大的政策差别。”上海财经大学国际经济系副主任、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说。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减速或将是这一大动作的动因之一，“无论是中国还是上海，都需要寻找新的改革政策点释放改革红利。”上海社科院一位学者说。

　　而除此之外，多位从事国际贸易研究的学者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试验区的获批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目前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重构。

　　目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包括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由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于2013年1月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在内的区域型贸易协定都在积极展开。

　　“不管用哪种方式，开放市场，融入国际交流都是非常大的国际压力。”陈波说，“事实上中国只有谈判一条路，但可选择的是主动谈判还是被动加入。”

　　以TPP为例，此前已有舆论认为，中国官方对TPP的态度发生微变。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曾表示，中方对包括TPP在内的有利于促进亚洲地区经济融合和共同繁荣的倡议均持开放态度。洪磊表示，北京一直重视并跟踪TPP谈判进展情况，希望TPP谈判能够加强其透明度。

　　因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备受关注的一点在于其是否能够开放资本和金融领域。此前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徐权曾表示，自贸区的试点内容涉及金融方面的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汇兑、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产品创新等，也涉及一些离岸业务。

　　上海市市长杨雄也在前不久的陆家嘴论坛上证实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申请试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开放，而且这一改革方向不会因为短期的流动性变化、热钱流向的变化而变化。

　　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按照受访者表述的政策背景，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将成为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尤其是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先行者。

　　“中国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差，一旦完全开放将对国内服务业造成巨大冲击，”陈波分析说，“国家肯定希望把冲击的影响降到最低，所以先从服务业发展比较好的上海进行主动试点。”

　　事实上，除了上海，舟山、天津、重庆、厦门等地都瞄准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政策红利，并有意向申请建立自由贸易区。

　　上海交通大学一位金融学者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自由贸易区将会使当地突破目前的条框，放宽税收、外汇使用等优惠政策，有利于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调拨、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在当地注册开业。

　　而陈波则认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其服务业也比较发达，并且有经济保障和人才储备，“先看看受到的冲击是怎么样的，政府能够做什么改革和调整，再把它推广到全国。”

　　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期间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划定了范围。李克强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

　　这28平方公里，即上海综合保税区的统管范围，即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以及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

　　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一试验性的功能在官方消息中亦得以明确，国务院常务会议消息称，要“防范各类风险，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