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不久前在在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提出：“通过激活货币信贷存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这凸显了洞悉中国经济沉疴的总理在破解经济难题方面的新思路。

　　经济增长模式

　　牵制货币政策

　　今日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本质上是既有经济增长模式迟迟负效应的陆续表达。以时间波段来说，1979年至1995年这1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全民补贴生产”。从工具价值来说，确实取得了显性成果，平均每年超过9%的经济增速即是明证。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却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政府人为压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尽管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也将大量的国外资本吸引到了中国，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高，但投资冲动与出口的过度增长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及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这种效率低下，“杀鸡取卵”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更进一步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破坏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环境承载能力，使得不少地方经济陷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状态。

　　1995年以来，中国则形成了出口导向、被动超发货币的经济模式。而这种经济模式的恶果之一便是通胀。耐人寻味的是，1995年，中央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已经明确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5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内容；2007年的十七大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但从2008年的那场金融危机似乎打乱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部署。中国在2008年11月5日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层面上是成功的，其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史上也将有其历史地位。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检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得失，我们既要看到政策执行的积极效应，更不能忽视业已出现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有可能出现反复且国内经济复苏的内生性不明显的情况下，决策层当时不敢立即让既有货币政策“功成身退”。而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地、各市场主体又是不同程度地偏离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导致后来的货币政策转换面临更大的成本。

　　事实上，自2008年11月以来，国内执行的货币政策整体而言极为宽松。数据显示，自那时起到2010年12月的这两年多里，商业银行信贷增长达到18.75万亿元，再加上银行将近3万亿元的表外业务，则总量接近22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1998年至2007年这10年间的信贷总和。特别是2009年至2012年这3年，M2增长问题已经极为严重。2012年12月末，这一数字为97.42万亿元，而今年5月末，M2则增加到99.31万亿元，逼近百万亿元。

　　不要让货币政策

　　为财政政策买单

　　细究中国M2高企之源，显性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以及外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国内市场的传导，进一步的原因是既有经济体系运行效率低下所产生的货币发行堆积效应，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迟迟未能实现战略转型所致。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下一步，既要以激活存量货币配合经济战略转型，更应尊重货币发行理性。

　　首先，面对似乎积重难返的经济沉疴，决策层在推进经济一揽子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重大经济决策的冷静与理性，以避免货币政策为非理性的宏观经济决策买单。从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来看，人们很容易将通胀、M2高企等问题归咎于央行。其实这是对央行的误解。以今日央行的决策与操盘水平，是可以做到在不受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尊重货币发行理性，进而管住货币发行冲动，但真实世界往往不会兑现这种静态的假定。这些年来，让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买单已经被证明为央行的无奈之举。

　　其次，提高经济体系配置资源的效率亟待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放宽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最近几年来，由于迟迟未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大量资源投入到低效率的部门，甚至在既有政绩考核机制的约束下出现了“为投资而投资”的怪现象。其结果，不仅造成货币周转速度不断变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投入的推动，还引起货币沉淀规模的膨胀，在拉长债务链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上升。而求解问题之道，既要通过推进资产证券化、债务重组等渠道激活存量货币信贷，更要通过深层次改革，切实打破国有企业对重要产业的垄断，降低民营资本参与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以期提高经济体系运行效率。

　　最后，应当积极创造条件让央行能够在执行经济战略转型的责任分工中尊重货币发行理性。从货币政策的出台与执行机理来看，央行应当在掌握充分信息和准确数据的前提下，独立、相对超脱的做出货币决策，而非受到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被动为宏观经济决策买单。也许，宏观调控作为世界级命题，从来就折磨着无数中外财经高官和经济学家们的神经。但作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最重要使命承担者的决策层，完全应当，以高度的国家智慧，理性、独立的做出相关决策，为央行预留更大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