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钱荒”蔓延，人们对似乎突如其来的危机还感到困惑不已。而实际上，早在三年前的2010年1月，经济学家张维迎就在一次演讲中呼吁大家“警惕下一次危机”。在谈到当时经济刺激政策时，张维迎分析说：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是货币增加太多，出现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过度的投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由金融部门引起经济危机。”

　　现在看来，张维迎的推论分析何其精准！现在中国出现的“钱荒”问题，确实就是在一轮通胀过后，政府开始采取了比较谨慎的货币政策，确实是过度投资导致银行部门出现流动性危机。

　　一年前，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很着急。今天看到过去一年里GDP能有8%以上的增长，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甚至欢欣鼓舞。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我要讲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我不同意某些人所说，中国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但是，我同意这样一句话：没有中国的话，这次危机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中国经济进入世界之后，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的认识到。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所以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变成200公里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包括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20公里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它就会出问题。

　　具体来讲，危机是信贷扩展和低利率政策的后果。2001年之后，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认为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这么做的前提是没有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世界经济的生产成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本来应该出现的通货膨胀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放纵了低利率政策的实施。

　　再看一下，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恰恰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好多国家不仅实行低利率，甚至变成了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试验。

　　在过去30多年里，除了1989年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年信贷的增长超过2009年（1989年是特殊情况），过去十几年，信贷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但2009年到11月份为止，增加了33%。投资方面，除了1985年、1992年、1993年的高增长之外，没有任何一年的投资增长超过2009年——也是30%多。

　　再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26%左右，之后大部分时间保持上升，特别是2004年上升到40%多以后，2009年达到了67%，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过的记录。再看信贷对GDP的比例，过去30多年，大致都在0.8到1.2之间，最多的时候是1.17，但在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9。所以我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货币规模最巨大的一次货币政策的试验。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是货币增加太多，出现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过度的投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由金融部门引起经济危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从这个角度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GDP增长不是8%而是6%，我们未来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

　　另外，我们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太大，要继续维持比较难。2007年，在全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德国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

　　外汇储备的情况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和德国实现工业化的阶段，1955年到1975年，外汇储备对美国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但中国的这个数字从2001年之后不断攀升，现在到了12%。以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来看，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很少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10倍。

　　无论是从外部还是自身的情况来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出路，就是开拓国内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非常大。我们看一下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国内第一的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大于波兰、印尼、瑞典和印度；第二位的山东和第三位的江苏，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浙江大于委内瑞拉、南非；第五位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二百多年前，亚当 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开发这个市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危机，或者使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企业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我总结有五个原因，第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五是人民币汇率。

　　首先，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的资源太多。带来的问题是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很低。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收入大部分都留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供给不能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好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喜欢储蓄，但其实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的储蓄率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的困难就比较大。

　　第二，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靠企业家的积极性。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行政权大于产权，投资朝不保夕，企业家就没有心思开发市场。这里要特别提醒，山西煤炭的整合起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共识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市场非常不利。这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不按照法律办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积极性，更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第三，城乡分隔，不能形成统一市场。城乡的制度性分隔是中国的特色，打破城乡分隔，特别是允许土地流转，废除户籍制度，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流转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废除城乡户口制度，这方面改革有进步，但速度还不够。只有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城市化才会更快地实现，占世界20%人口的国内市场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发。

　　还有行政主导经济。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区域优势的发挥。下一步怎么打破行政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

　　最后，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跟人民币汇率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话，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也能创造财富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汇率问题如果不解决，未来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跟美国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欧洲和所有国家的矛盾，因为你跟美元挂钩，意味着美元贬值你就要对全世界货币贬值，这样其他国家不会轻易认同你。有人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但我想，外汇储备账面损失一些，能换来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就等于用废纸换了有用的东西，是值得的。

　　总之，惟有国退民进、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唯有开拓国内市场，才有希望缓解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0年1月在第11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张维迎，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