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以降，中华经济治理的永恒主题只有两项，一曰分权，一曰均富。

　　企业史笔记｜吴晓波

　　早在19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经济兴衰周期说，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10年可恢复，30年可振兴，50年到70年必成盛世。在这样的史观下，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以及在未来的20年内，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再度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似是周期重演，乃“必然”发生的大概率事件。

　　而在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又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衰落规律，往往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分权和均富失衡。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所谓分权主要有两类，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益分配、政府与民间的权益分配。在我看来，若没有中央对地方的分权，政府对民间的分权便不可能发生。

　　早在帝国制度形成的最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矛盾便已爆发，晁错削藩以及“七国之乱”便为最突出的事件。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之间的关系。1949年之后毛泽东也多次摇摆于“集分”之间。进入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央与地方的权益分配模式又有两个阶段—以1994年的价财税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为界，前期为大放权时期，因分权过度而形成“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于是其后，以实施分税制为手段实行重新的集权，这又造成了中央对地方的压迫。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领域的矛盾呈激化之势，中央财政及中央企业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财政，2012年底开始试行的“营改增”更是从县区收入中划走一块。

　　今后，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地方支出的需求不是减少而将大幅增加，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扩大地方政府的行政权限和良性增收能力，已是宏观经济改革的首要课题。其可能的领域包括：通过税制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形成可持续的收入模式；将中央企业在地方的税收分成大幅提高，用于各地的社会保障制度投入；提高地方政府的资源税留成比例；在监管到位的前提下，改良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可能在未来继续做大“蛋糕”。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即政府与民间的均富，以及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这还未包括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等。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当之无愧是全球最昂贵的政府。2013年2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全国物流企业的运输成本支出约为3万亿元，其中各地政府征收的过路过桥费占到1/3，高达1万亿元。另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据郎咸平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他因此呼吁，“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在未来的改革中，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负痛苦，以及加大对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是实现均富的根本之道。自先秦诸子以来，“均贫富”就是历代思想家和治国者最为古老和原始的治理理想，四大利益集团唯有获得均衡性的收益才可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及进步。大一统的中国很难拒绝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应该控制它的“欲望”。

　　作者 吴晓波

　　财经作家，上海交通大学EMBA课程教授，“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常年从事公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