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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1%、65.45%、94.1%。

　　这三个数字的背后，展现的是一个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如何越走越近，从而改变一地金融生态环境的故事。

　　先来看前两个数字，“十一五”（2006～2010年）时期，唐山市存贷比由52.61%提高到65.45%。短短五年时间，存贷比提升了12.84个百分点，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唐山银行业无疑是“给力”的。

　　而后一个数字，则更多地揭示了银行业如何将自身利益与地方政府捆绑在一起的过程。公开数据显示，2009年1至6月份，唐山新增贷款达到526亿元，增长233%，增量存贷比高达94.1%，同比提高57.4个百分点。其实，“十一五”期间，唐山市存贷比的迅速上升，也主要发生在2009~2010年期间。

　　这期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经济刺激计划迅速出台，监管机构放松了对银行信贷的管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异常强烈，急需银行资金。由此，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一拍即合。前者大量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后者给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放贷款，二者共同上演了一场信贷的跃进。

　　绑定地方政府

　　“记得当时人民银行组织唐山市金融机构开会，就有银行代表发言时表示，争取在2009年新增贷款规模超100亿。”一名唐山当地国有银行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称，2008年11月“四万亿”推出后，不少银行判断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开始大规模扩张信贷，向政府融资平台放贷款。

　　据该人士回忆，在唐山当地，农行的市场地位排名第一，建行、工行经常争夺第二名，而中行则位列第四。2012年，唐山地区的四大行新增贷款都没有超过50亿元，但在2009年，工行唐山分行、中行唐山分行全年的新增贷款都突破了100亿元。

　　地方金融机构大规模增加在当地的贷款，地方政府无疑是欢迎的。在2008年，唐山市财政还专门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奖励年底贷款余额增长和存贷比提高的金融机构。

　　对于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而言，全年信贷规模有限，每年年初，总行会制定计划，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配。一般而言，经济发达、金融资源丰富的沿海地区，所获信贷额度较多，存贷比也相应较高。

　　但事实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形象的概念——地方金融生态，影响着银行在全国各地配置信贷资源。

　　“目前，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区域信用状况，内部都建立了针对性的区域信用评级体系，并以此决定本行的资金跨区域流动。”早在2009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与地方融资的关系曾专门撰文指出，今后，商业银行都会参考各地的信用状况开展信贷业务，因此，区域信用状况实际上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当地的融资条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地方政府对金融特别是银行信贷投放还普遍存在行政干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开始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地方行政干预开始减弱。但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求银行加大信贷投放，干预银行的冲动始终存在。

　　上述唐山当地的国有大行人士称，前几年，总行一位行领导来唐山考察，临走时，唐山市领导送行途中，还半开玩笑式地提出需求：明年在唐山投放3000亿元贷款。“全行一年才八九千亿，唐山一下要3000亿。”

　　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主要诉求，归集为一点，就是希望支配银行的信贷投放规模和方向。

　　冲击地方金融生态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地方政府投资上项目的冲动很强烈，这不但可能导致聚集的风险过大，而且对当地金融生态环境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地方金融生态问题，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为首的中国社科院团队，很早就展开了研究。数年前，这一团队还公布了《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下称《金融生态评价》）的研究成果。

　　《金融生态评价》报告认为，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土地、矿产等要素的价格，并控制着税收、收费、准入等对经济和金融活动有着绝对影响力的多种要素。掌握着这样一些被银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抵押物，事实上使得地方政府更多地掌握了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权。

　　截至2012年末，全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高达9.3万亿元。在某种程度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充当了地方政府猎取金融资源的代理人角色。

　　“全国性的商业银行是一级法人，地方政府没有手段强制要求银行放贷款。”唐山当地一名股份制银行人士称，但地方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出于做大业务的考虑，银行也乐得加强与政府合作。

　　由此，从2009年开始，银政合作热潮开始出现，以四大行为代表，全国性的商业银行与多个地方政府签署高达数百亿的合作协议。

　　《金融生态评价》称，在地方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下，即便银行能够从微观治理层面将来自政府的直接干预挡在门外，但是迫于经营的压力，它们最终还是挣脱不出现行体制框架的束缚。

　　《金融生态评价》还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看到这样一条清晰的逻辑：土地控制（资源配置权）→吸引金融资源→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区域重复建设、产业同构、投资过热→宏观调控→产能过剩→银行坏账→金融风险累积。

　　“中国金融体系的最大脆弱性来自于政府配置资源权力过大所导致的严重的道德风险和大量的或有债务。”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撰文称，地方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几乎掌控着一切驱动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要素，如土地、矿权、税收、市场准入、环保标准等等。因此微观投资回报率可以被轻易改变，使得原来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信贷和投资得以按照权力的意志而配置。

　　周小川也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的融资项目进行金融生态评价，这有助于引导下一轮经济活动朝着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合法守规的、诚实守信的、减少违约的方向发展。

　　而在郭田勇看来，完善地方金融生态环境，一方面，从金融机构自身来讲，应推进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使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机制进一步健全，这是好的金融生态的前提；另一方面，应推进改革，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政企不分、政府公司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