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达国家一样，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侵蚀和煎熬。特别是在全球信贷紧缩的宏观背景下，这一经济体内国际资本的明显回流与逆转不仅构成了对其金融体系的重大冲击与干扰，而且使实体经济所需货币的短缺程度雪上加霜。虽然相对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的流出并不会给中国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我们仍然要在宏微观政策上适当加以调整，规避风险。
　　新兴市场在颤抖过去5年国际资本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持续大规模介入培植出了当地日趋活跃的金融肌体，也打造出了经济增长的繁荣大势。也正是如此，当如今金融资本纷纷从新兴市场体撒腿撤离时，其对相应国家金融和经济造成的压力和变数就非同寻常。
　　———诱发资产价格的巨幅抽搐，并酿造泡沫破灭风险。国际资本的流入同时驱高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价格，积聚了相当厚重的价格泡沫。如今大量国际资本的纷纷出逃，必然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破裂，进而酿造区域性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皆莫过如此。
　　———驱动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贬值，深度冲击国家金融秩序。不论国际资本流动采取银行信贷还是采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形式，都涉及货币的兑换。国际资本大量流出，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必将发生大幅贬值。而一国当局为了挽救本币币值，央行通常会动用外汇储备买进本国货币，这又将使该国货币供给量在短期内出现收缩，从而导致本国货币利率上升，进而抑制该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俄罗斯为例，由于该国内外的银行都面临现金短缺的困境，国际资本开始大规模做空卢布，卢布兑美元创出了11年低点；而自去年8月以来，为干预汇市，俄曾有的约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现在只剩下约3850亿美元；与此同时，俄罗斯央行也上调基准利率；尽管如此，至今仍然没有阻止卢布的跌势。
　　———收缩新兴市场的还债能力，并可能引爆债务危机。由于全球信贷的严重紧缩，依赖跨境融资的新兴经济体金融机构压力增大，而信用等级的被低估，又让这些国家利用信贷市场融资的机会被边缘化。在国家资本阵营纷纷撤退的打击下，新兴市场许多国家原本脆弱的国际还款能力大大削弱。瑞银集团的研究表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克罗地亚、乌克兰、匈牙利等欧洲新兴经济体及阿根廷、巴基斯坦外汇储备较少的国家，外债违约风险很高。而荷兰国际集团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的政府和企业2009年需要偿还约6.865万亿美元的债务。在失去了稳定资金供给的情况下，这些债务的偿还前景无疑充满悬念。
　　警惕深层信用风险表面上看来，国际资本抛弃新兴市场的直接受害者是新兴市场国家，但问题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风险：美元危机和美国国债的信用危机。
　　在美联储连续降息且美元基准利率抵至历史最底点的背景下，美元汇率不降反升的事实让人费解。美元的升值趋势在人们眼前制造出了美元很安全和美国资本市场很安全的迷幻与错觉，国际资本将美国国债价格推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高位。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大约在2.3~2.4厘，为1798年以来200多年的最低水平。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平息和去杠杆化过程的结束以及全球市场信心的恢复，美国国债市场存在泡沫破灭的可能性，美元也将面临贬值的压力。
　　为了拯救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美联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在货币流通速度恢复正常之后，这必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到时，美联储必须采取提高利率回笼货币的做法，与此相应，美国未到期的现有国债价格必将下跌。而当这种货币政策被市场预见到，投资者就将提前抛售美国国债。因此美国国债市场泡沫很可能会因美国的货币政策收紧而破灭。美国国债市场的短期风险将会比美元贬值风险更大。
　　由于内在结构性问题,美元的长期脆弱性也在增加。美联储为了重启银行体系功能，避免通货紧缩，通过“印钞票”的方式大规模增加货币供给，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2008年8月的90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万亿美元。联邦政府债务也将从此前的10万亿增加到12万亿美元，占GDP比例的85%。而且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国有资产可供支配，随着借新债还旧债，财政支出中用于利息支付的部分都将大幅上升。美国凭借美元的特权地位寅吃卯粮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将不可挽回地重创其国家信用。
　　中国可以说“不”
　　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成员之一，中国同样明显存在着国际资本流出的事实。不过，国际资本的流出并不会给中国造成太大的影响，中国既不会出现如同俄罗斯那样的货币贬值压力，更不会发生如同越南那样的金融危机。作出这种乐观判识的理由在于：中国资本项目并未完全放开，监管当局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出节奏；中国具有高达1.9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庞大的“蓄水池”足以实现对汇率市场的灵活调控；中国有高达2万亿美元的储蓄，市场流动性充足，资金供给充分；中国的资本流入主要是FDI，FDI的性质决定其投资期限更为长期，更稳定，短期集中流出存在困难；此外，中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资本回报率超过所有国家。
　　但是，国际资本流出中国所产生的隐忧也不可忽视。一方面，我国境内存在着高达1.75万亿美元的国际热钱，如果其中1万亿美元在未来短期内集中离境，就相当于中国短期内增加了以7万亿元人民币计的股票、楼房等资本品的供应，股价、楼价和中国企业的资产价格将经受暴跌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持有65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国际资本驱动美国国债泡沫的破灭将对中国形成最大考验。
　　因此，对于国际资本流出中国这一新现象，宏微观政策应当侧重于：保持经济增长的相对稳定以使得资本流动可持续；完善监管体系，强化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构造全口径外汇收支的及时预警机制，研究制订防范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应急预案以及相应的外汇检查应急预案，防止异常资金绕道规避监管；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最好控制在1%~2%之间。
　　在弱化和控制美国国债风险方面，可以通过一揽子组合政策达到减少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可以采取这样一些具体做法：增加贸易伙伴国之间出口与进口商品的互换；通过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减少国际贸易中美元的结算和支付；通过提供人民币贷款并让对方用人民币向中国购买美元的方式向亚洲和非洲等地区出现国际支付困难并需要中国援助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适当增加黄金、石油和矿产品等硬商品或战略资源的国家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