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在其官网上公布，国务院于2013年5月17日决定曾任华融副总裁、工行副行长的李晓鹏任中投监事长，免去金立群中投监事长职务。

　　不过，楼继伟留下的董事长一职至今仍然空缺，中投正在等待它的新掌舵人。除却董事长人选外，同样值得重点关注的还有这家主权财富基金的长期资金来源问题。

　　“中投挺不错的，除了没钱以外。”一家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研究总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他所说的“没钱”是一个流量概念，事实上中投的境外资产组合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的规模，但是却没有新增资金用于投资。不少境外投资机构虽然拿到了中投的委托，却一直无米下锅。

　　在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俱乐部中，中投是比较另类的——它既不像挪威那样使用财政盈余作为法定的资金来源，也不像中东的科威特和阿布扎比那样，使用石油收入对外投资。中投的投资资金来自于外汇储备，但是在2011年底收到第二批300亿美元的注资之后，由中投管理外汇储备的长期机制并未建立起来。

　　资金来源背后是中投的定位。无论谁接任中投董事长都需要面对一个长期命题——中投以什么样的方式为国家管理更多的外汇储备。

　　走向成熟

　　无论是公司治理还是投资运作，中投五年来已经逐步成熟。

　　现在的中投已经可以比较从容地履行它的使命。尽管这五年多的时间里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中投的境外资产组合还是从最初的1100亿美元增加到目前的2000亿美元。不考虑追加注资的300亿美元，中投成立以来的账面盈利大概是600亿美元。

　　在今年3月份接受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专访时，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说，中投在过去三年内赚了400亿美元。

　　除此之外，中投全资子公司汇金公司也通过持有国有商业银行实现了账面资产增值，从2007年评估的900亿美元增长到目前的3000亿美元。不过这部分的账面增值与中投的境外投资没有关系。中投为了减少外界对其政府背景的担忧，2011年还专门成立了子公司中投国际负责境外投资，中投国际与汇金公司是平行关系。

　　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中投初涉国际市场时也吃过苦头。2007年中投尚未正式挂牌，就对摩根士丹利以及黑石进行了投资。这两笔投资正赶上国际金融危机前夜，不期而至的危机导致这两笔投资的账面价值出现大幅度缩水。

　　“我们缺乏经验。”高西庆针对以上两笔投资说，“但是谁能保证投资不犯错误呢？巴菲特和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大师也不敢说没有犯过错误。”

　　相比五年前，现在的中投有了更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风险管理）程序性和纪律性都更强，不过流程也变得繁琐了，可能会导致丧失一些投资机会。”高西庆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高西庆半夜十二点把公司投委会成员挨个用电话叫起来，只为了讨论一项重要的投资。经过四个小时的讨论和程序，终于做出了决策。如果再晚一个小时，中投就可能与这笔后来创造了良好收益的投资机会失之交臂。

　　“有不少这样的不眠之夜。”高西庆说。

　　长期定位

　　在境外机构眼里，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至少有三家。除了中投之外，还有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社保基金除了境内投资配置以外，也尝试着向境外市场配置资金。按照2006年的规定，社保基金境外投资比例不能超过20%。在此之后的几年里，社保基金逐步建立了境外市场的头寸。

　　不过，社保基金还难以与中投争夺正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地位。真正让中投的处境有点尴尬的，正是为它提供资金的外汇局。外汇局不希望把所有鸡蛋放在美元债券这一个篮子里，一直在探索外汇储备运用和投资的多元化。这一策略既包括为中投提供外汇资金，也包括自行投资和委托其他投资机构。

　　外汇储备的具体投资情况没有公开信息，但可以肯定的是，所谓“多元化”策略是在风险低、回报稳定的主权债券之外，投资一小部分风险和收益较高的投资品种。由于外汇储备的巨大体量，这部分投资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绝对量。

　　“境外市场的一些公开信息能够发现来自中国外汇局投资的蛛丝马迹，有时候这些投资会被误认为是中投做的。”一家境外投资机构人士对记者说。

　　外汇局的这种对外委托投资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已经开始。中投成立之初，一些学界人士曾希望中投公司能够从外汇局接过外汇投资运用中风险较高的部分，甚至建立起一项长效的注资机制。比如每年新增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定的比例交给中投管理。

　　但是这种机制并未建立起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之后，外汇局于2011年底向中投进行了第二次注资，但仅有300亿美元。这与中投公司成立之初用特别国债购买的2000亿美元（其中900亿美元用作对汇金公司的出资）相去甚远。

　　中投一位高管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中投公司有能力为国家管理更多的资金；他个人认为，增加注册资本金的方式不如外汇局委托管理的方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