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上周将所持工行股份全部清仓，“7年恋情”以高盛的退出而告终结。高盛并非海外战略投资者撤离中资银行的首单案例，这更令市场平添揣测，接下来撤离的海外战投又会是哪一家？

　　10年时间倏忽即逝，2003年7月，银监会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入作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要环节，今年恰逢第10个年头，如何看待中资银行在此环节的得与失？

　　“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

　　“战略投资者的引入虽曾饱受质疑，但其对于中资银行在公司治理、信息系统以及风控等方面的贡献不容忽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吴庆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外资入股国有银行，令外资战略投资者与国有银行成为了“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吴庆如此形容境外战投入股中资银行，“输赢都是双向的，双方的利益捆绑在一起，避免"胜负型博弈"。”

　　而各大中资银行在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方面不乏精典案例。

　　建行2005年与美国银行签署了《股份和期权认购协议》及《战略协助协议》。根据协议，美国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并在众多领域向建行提供战略性协助。战略协助执行之初，建行将个人银行作为首选的协助领域，而这恰恰是美国银行最具竞争优势的业务。

　　美国银行还帮助建行在中小企业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提高竞争优势。双方研发创新的小额无抵押信用额度贷款产品，满足了客户灵活周转资金的需求。

　　建行在其2010年发布的《中国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战略合作纪实》称“双方合作已成典范”，合作的近5年间，建行与美国银行累计完成41个协助型项目、31个咨询型项目、233个经验分享项目，美国银行超过1550名专家参加了战略协助。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高盛与工行、淡马锡与中行等进行的战略合作。其中，工行第一款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珠联币合”便是与高盛合作研发；而中行与淡马锡旗下富登金融合资共设立了18家村镇银行和4家支行。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外资银行颇有"黄埔军校"效应，不少曾在外资银行工作过的中国留学生如今在中资银行承担着重要角色。中资行财富管理、信用卡及电子银行平台的快速发展都是佐证。”瑞东金融市场执行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伯乐（Brett McGonegal）如是认为。

　　中资银行出海

　　事实上，境外战略投资者除了在公司治理和业务层面给予中资银行指导与建议外，还协助其成功实现境内外公开发行上市，并逐步走上国际化扩张之路。

　　通过与美银的合作，建行不但可以借助美银的平台向国外客户提供服务，尤其是通过收购美银（亚洲），更进一步加快了建行国际化进程。该行高管曾公开表示，收购完成后，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客户贷款由原来第16位飙升至第9位。

　　而高盛与工行之间的战略合作也不限于境内业务。据了解，工行控股的香港上市银行工银亚洲也在发债及融资等方面与高盛集团有所合作。截至2012年底，工行已建成覆盖39个国家和地区、由383家境外机构组成的全球网络，2012年境外机构实现税前净利润增长21.8%。

　　申银万国银行业分析师倪军对此表示，高盛对于工行的海外扩张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单靠一己之力，不熟悉海外的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工行很难实现全球扩张与发展。

　　战略合作生变数

　　随着海外战略投资者逐渐撤离，其与中资银行之间本就微妙的战略合作是否也会随之生变？在倪军看来，“凭借双方已有的合作关系，一些合作项目继续推进的难度并不大。”

　　部分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步伐并未停止。譬如，尽管美国银行已经悉数售出建行股份，但双方的合作并未就此终止。两者今年还签署现金管理合作备忘录，进一步加强全球现金管理业务合作，满足双方客户的跨境现金管理需求。

　　同样作为境外战投，花旗银行则是相反的一则案例，在抛售所持有的浦发银行(600000,股吧)全部股份半年后，花旗便在中国境内发行了花旗品牌的信用卡，单飞意愿强烈。

　　“随着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金融业，迎接国际竞争，外资银行也会有兴趣在中国展开特许经营，这样的转变可成为中国银行业下一个时代中外合作的重要特征。”伯乐称。

　　倪军认为，资本具有逐利特性，外资退出并不完全意味着看淡中国市场，实际上他们有的机构还通过其他途径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