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勋

　　内需疲软加上全球经济复苏反复，汇丰中国5月制造业PMI初值再度滑落至荣枯线下方，降至49.6，创下7个月来最低水平。其中，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为51.0，上月为51.1，也创3个月来最低；新订单指数亦再度跌至50下方，从上月的51.2滑落到49.5，为去年9月以来最低水准。

　　制造业复苏势头低迷，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对中国经济下行趋势的忧虑。沪综指昨天下跌0.6%。对中国经济高度敏感的澳元应声跌至0.9626兑1美元的11个月新低。伦铜价格大跌逾2%，上海及东京期胶挫跌3%。

　　在笔者看来，制造业萎靡不振，至少折射出两大问题。

　　其一，经济回暖无力加大制造业的去库存压力。最近有消息称，包括钢铁、机械、汽车等在内的主要制造产业库存迅速增加，预示着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关产业将面临新一轮的去库存压力。就钢铁来说，钢企生产积极性不减，4月全国粗钢产量6565万吨，日均219万吨，环比增2.3%，钢材市场供应压力继续增加。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汽车、机械等主要制造业行业。因为此前汽车、机械等主要制造行业凭借较好的需求预期而开足马力生产，多数行业已处于高库存阶段。由于需求疲软，钢企，汽车、机械等主要制造业进入去库存阶段，价格将继续维持易跌难涨格局。

　　其二，进一步印证了当前中国正面临最难的就业季。中小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民营企业是我国吸纳劳动力最重要的渠道。有关统计显示，国企吸纳的就业人数仅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8.2%，而民营经济却解决了全国75%甚至80%以上人员的就业。但现在无论是舆论、法律还是信贷政策都不足以支持民营企业家创业和扩大生产规模，税负过重、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等问题都使民营企业发展困难，难以吸纳更多就业。难怪中央决策层近日连续强调“保就业”。从已经透露的信息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低迷，“保就业”将成为中国政府面对的紧迫问题，短期政策可能将向解决就业倾斜，这也是中国政府容忍经济放缓的“底线”。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的经济增长依然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自我调整还将缓慢推进。在5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这样的表态，虽针对“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而发，但也可看出，政府的经济政策将更加偏重于中长期发展，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还不足以改变这样的政策取向。

　　上周，央行通过“央票+正回购”操作，从金融系统回笼资金人民币350亿元。有人据此估计，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收紧，其实不然。今年前四个月，国内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1.5万亿。据估算，同期央行总计回笼资金约人民币6000亿。这意味着，国内金融系统增加了约9000亿元的流动性。充裕的流动性使得国内市场的短期利率能维持在低位，5月以来银行间市场七天期拆借利率均值为 3.1%。不过，这也难免让人纳闷，在金融系统流动性如此充盈的情况下，央行为何没有早些关掉闸门？从技术上看，5月是企业汇算清缴上一年度所得税的截止期，不是切断现金流的好时机。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着力保持经济增速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思路。

　　各方都注意到了，如今决策层正着眼于减轻政府在微观经济中的影响力，因而乐见经济的自发调整。这种偏重于中长期的政策思路，的确是宏观调控应追求的大方向。

　　那么，促使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基于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的核心事实是快速的资本积累”这一理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在相关研究中提出，在过去二十多年中，随着高投资、高资本积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这些在过去促成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若干原因，现在基本上都遇到了很大问题。从资本回报率来看，对美国、日本和中国的研究表明，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呈现正相关——资本回报率较高，投资率也较高；反之，投资率往往较低。中国的投资率从1978年的29.46%上升至 2006年的42.75%，在这期间资本回报率在平均达21.9%的水平上波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投资增速降低，未来的投资率和资本回报率都会降低。从这个意义看，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寻求经济新动力的过程。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