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型银行高管的密集换届，引起了国内外金融行业的广泛关注。外资大行的高管选拔制度与国内银行有何共同点和不同点？如何才能有效借鉴他山之石？

　　有专家表示，中资银行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与外资大行同台竞技，有必要完善高管选拔制度。

　　外资行高管多来自内部

　　证券时报记者翻查汇丰、渣打以及花旗等外资大型金融集团的资料后发现，其现任高管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包括汇丰控股行政总裁欧智华（Stuart Gulliver）、渣打行政总裁冼博德（Peter Sands）以及花旗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考伯特(Michael Corbat)，三者均出生于1960年前后；二是均毕业于全球顶尖名校，譬如欧智华和冼博德都毕业于牛津大学，考伯特则是哈佛毕业生。

　　外资大行的行政总裁多数在本行服务近30年，例如欧智华1980年加入汇丰，考伯特则在1983年加入花旗；而且都曾为本行业务拓展立下汗马功劳，甚至在危难时刻力挽狂澜，例如，欧智华曾在华尔街金融危机期间，帮助汇丰投行部门实现了不错的利润，而考伯特则在主管被分拆出来的花旗控股期间，助花旗集团剥离了大量非优良资产。

　　如何看待外资大行与中资银行的高管选拔制度？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位专注于中资银行研究的资深评论员。

　　这位不愿具名的评论员表示，外资大行与中资银行的高管选拔有一个显著共同点，即最终都是由银行的大股东决定：国内大型银行基本为国有控股，而外资大行的股东基本上是大型财团，大股东对该行的行长、董事长等高管的任免都有绝对话语权。

　　不过，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同，中外大型银行的高管选拔还是存在一些差别：首先，中资银行的行长不少是从其他金融机构调派或由上级主管单位“空降”，而外资大行的行政总裁多数是集团内部产生，“这样的优势是外资行的高管十分熟悉本企业文化，行事风格也符合本企业传统。”该评论员称。

　　其次，中资银行高管的选拔具有浓厚的行政任命意味，并且某些高管此前可能任职于监管机构；外资大行高管的“职业经理人”意味更重，他们无一例外是业务人员出身，凭经营业绩一步步晋升。

　　中资银行应与国际接轨

　　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经济系副教授庄太量对记者表示，从现代企业管理来看，职业经理人的高管选拔制度对大型银行的发展更加有利，但由于中国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大型银行的国有性质，决定了职业经理人制度发展较缓慢。

　　“由于国内大行的国企性质，其经营运作往往有着显著的行政指导烙印；而由于国内银行受到准入制和利差保护，高管的变动并不会大幅影响银行的盈利状况，晋升往往是按部就班的事情。” 庄太量称。

　　对欧美企业管理颇有研究的庄太量表示，西方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致力于将股东效益最大化，讲求资本效率及回报，敢于大刀阔斧地进行业务调整甚至机构改革；其决策的传达与执行力也非常有效，高管对于银行的运营具有绝对且直接的影响力。

　　对于改善国内银行的高管选拔制度，庄太量建议，高管职位应考虑与行政级别脱钩，促使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向银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