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中国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造成近200人死亡，这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又一次降临在四川的灾难。4月16日，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发生了7.8级地震，造成上百房屋倒塌，30余人死亡，整个中东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震感。因为震中偏僻，人员经济损失倒不算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事件发生仅仅一周以前，伊朗靠近波斯湾的布什尔地区刚刚发生了一场6.3级地震，造成30余人死亡。1978年9月，即唐山大地震两年以后，在伊朗东部塔巴斯地区发生一场7.8级地震，造成大约1.5万人死亡。

　　是否亚太地区自70年代末已经进入新的一轮地震活跃期？地震专家尚无定论。但我们可以看到自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以来，短短几年间连续出现中国汶川地震、日本东北仙台大地震、新西兰基督城地震等特大事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敏感时期，任何巨灾事件造成的影响都可能被成倍放大，确实值得我们警觉。

　　除了地质灾害外，亚太地区的严重天气灾害也值得关注。比如在太平洋面生成的热带气旋有路径北移的趋势，这产生了两点明显后果。第一，台风比以往更可能袭击中国、日本、韩国这些东北亚经济发达地区。第二，热带气旋北移导致气旋变性为伴随强降雨的亚热带气旋。以前很少有气旋能移动到北纬40度（大概北京的位置）以北，近些年来则较常见。其实不仅在太平洋洋面能观察到气旋北移这一现象，在大西洋也是如此。去年11月“桑迪”飓风袭击美国东北的纽约，导致纽约股票市场关闭两天，就是明显的例子。除了热带气旋，其他反常的极端天气现象在亚太地区也屡见不鲜，包括南旱北涝、北旱南涝等等。

　　亚太地区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世界经济新中心。因此亚太地区的巨灾风险必须得到有效的衡量和管理，才能符合市场的需求和期望。据悉，日本很多企业自2008年仙台大地震后，纷纷考虑转移，并增加了在泰国工业基地的投资。结果2011年泰国水灾，7个大型工业园区都被淹。日本企业现在又考虑移师印度尼西亚。但印度尼西亚的地震灾害是很严重的，发生大震的概率也不低。看来跟老天爷玩捉迷藏，到处跑来跑去也不是办法。关键是要在承认巨灾损失不可避免的前提下，采用包括再保险在内等多种手段，实现巨灾风险的事先转移和分摊。

　　亚太地区有经济实力，又多灾多难，因此很多再保险商都看好亚太再保险业务的发展，几乎每年都有再保险商进驻中国市场。但亚太地区现在普遍存在费率严重不足的问题，让再保险商望而却步。再保险商感觉为了有限的保费收入而承担过大的风险，不值得，因此普遍态度保守谨慎。但与此同时，也有新的再保险公司在亚太成立，利用竞争压力偏低的时机，跑马圈地，积极拓展本地区业务。我们有信心相信，在不久的未来，3到5年左右，亚太地区很有可能迎来一个再保险业务高速发展的繁荣期，这也是本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说完亚太地区的情况，再联系一下中国的实际。巨灾保险体系在我国始终缺失，其实巨灾保险体系越早建立，国家和社会越早受益，应对下一次灾难的发生也越主动。

　　我国在最近几十年间产生了巨量财富累积，形成很多高密度工业园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这意味着大量同质物的高度集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巨灾既然可以袭击纽约，震撼东京，淹没泰国的七大工业园区，那么没有理由认为我国的诸多经济重镇一定万无一失。事实上，比如北京就位于华北地震带。在300年前的康熙时期，曾经在京东三河平谷发生了一次8.0级大地震，造成很大的破坏。这类事件是否可能重现？

　　巨灾保险其实是对传统防灾减灾极重要的功能性补充。它的主要逻辑就是个人（包括企业）应当为自己的财物（房屋等）所面临的巨灾风险负责，并购买巨灾保险（自愿或强制）。保险公司在费率合适的条件下承保，并为未来可能的损失提前背书赔偿。政府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补贴，成为一个"终极"再保险人，从而降低市场费率，让消费者能够买得起巨灾保险。

　　巨灾保险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用市场手段缓解了政府赈救的压力（美国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保险公司赔付436亿美元；相比之下我国汶川地震，保险公司仅赔了3亿美元）。其次，利用金融工具帮助企业和个人免除后顾之忧，释放生产潜能。再次，责权明了，过程透明，减少了赈救中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减少了发生纠纷的可能（比如台湾集集大地震后，在银行业的压力下，房贷要求买地震险，避免按揭过程中巨灾造成的责任纠纷）。第四，发展巨灾保险，丰富保险产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巨灾共保体，也是中国保险业所乐见。目前在住宅全面私有的情况下，我国非寿险中将近80%来自车险，结构失衡，保险业也迫切希望发展新产品。第五，发展巨灾保险意味着对于巨灾风险科学化的分析具有社会效益，有利于教育群众，减少谣言，维护社会安定。

　　无论是发达的美国（比如佛州飓风巨灾基金），还是发展中的土耳其（比如土耳其巨灾共保体 TCIP），都提供了很好很成熟的经验。通过他们的经验，人们已经认识到巨灾保险不仅和经济发展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反而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双赢关系。一个活跃的巨灾市场本身就是生产力中极具活力的一部分 （沃伦·巴菲特就十分倚重他旗下的再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完善的巨灾保险市场能有效调配资本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世界各国的巨灾保险发展都基本遵循着“亡羊补牢”的模式。在某次巨大灾难之后，当企业、社会、政府等各方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合力的时候，政府立法牵头，建设推广巨灾保险。遗憾的是，我国2008年汶川地震后巨灾保险呼之欲出，最后仍然不了了之。巨灾保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迟早会在中国出现，早出现早受益。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够积极领导，借鉴他国经验，联系中国实际，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可以先在有条件的区域试点），一定能搞出利国利民，双赢甚至多赢的巨灾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