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4月28日电 综合本报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4月25日召开会议，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全球流动性大幅增加，主权债务危机反复冲击市场信心，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

　　本报记者就此对国内外专家进行采访。专家们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其央行大量释放流动性，导致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泛滥和扭曲，这对实体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本国经济的稳定都很不利，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对其外溢影响需加以警惕。

　　流动性过剩短期内难以改变

　　美国经济分析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 比斯瓦斯表示，由于担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会导致美国经济复苏放缓，美联储一直不愿意减少或结束其量化宽松政策。这已经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不断积累。现在日本也扩大其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央行大量购买国债，增加基础货币供给额，日元急剧贬值。美日的举措推动全球流动性急剧增加，这可能对一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造成严重的不平衡。当前，大量的资本流动正在推动投机性资本流入到一些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如何防止资本大进大出，已经成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应对的严峻问题。

　　国际金融协会第一副总裁洪川表示，英国央行、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美联储等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明显扩大，全球流动性大幅增加。尽管需要这样的刺激政策来帮助经济复苏，但目前的风险是，金融市场对这种货币刺激已经上瘾了，政府、金融市场参与者以及消费者正慢慢习惯这种超宽松的货币环境。他警告，依赖央行为经济托底的时间越久，金融体系中就会积聚越多的过剩流动性和扭曲状况。当这些流动性最终需要被收回的时候，就会演变成一个破坏稳定的风险事件。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目前全球流动性过剩十分严重，但是流动性产生的效果与作用则截然不同。其突出的表现在于：美元伴随流动性扩大了全球金融市场，美元定价与报价的特权得到更加全面的发挥与主导；欧元伴随全球流动性过剩出现货币动摇的风险加大；流动性过剩的外在因素和内在约束使得日元被调动和利用，内在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健，甚至有可能恶化，日本豪赌流动性过剩；我国人民币伴随流动性过剩则处于被动升值和搅乱经济的困难和纠结时期，投机套利的对冲潜伏巨大的风险。目前的情况是，日本货币政策宽松加速和扩大，未来欧洲也将采取进一步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过剩难以改变。但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资产与价格配置的重新调整更值得关注与重视，即股票投资高涨、黄金投资低迷，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价格剧变、资产重组、策略调节，结构调整是新动向。

　　货币洪水拖累实体经济复苏

　　谭雅玲指出，全球流动性过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目前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宏观经济的一个特性，各国流动性的泛滥并不适合实体经济发展，反而导致投资扩大和投机极端的进一步恶化，甚至会恶化宏观经济和市场稳定，不利于世界经济与本国经济稳定。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向松祚表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量化宽松成为多个国家货币政策主旋律，流动性扩张的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但汹涌的货币洪水没能托起实体经济强劲复苏，相反，量化宽松的多重负面效果却严重拖累实体经济复苏。太多货币，太少增长，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是当今世界经济的真实写照。流动性泛滥刺激油价、大宗商品价格和粮食价格持续飙升和高位运行，降低普通百姓真实收入，削弱国内真实消费需求。股市和资产价格大幅上涨，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持续背离，分配失衡和贫富差距日益恶化，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

　　新兴市场国家应防范资产泡沫

　　亚洲开发银行3月发布的报告称，亚洲债券市场资本流入加大资产价格的泡沫风险。来自海外的投资日益增加，2012年下半年，大部分新兴东亚地区本币债券市场的外资占有比例不断上升。截至2012年底，海外投资者持有33%的印尼未偿政府债券，而到2012年9月底，外资持有马来西亚政府债券比例已达总量的28.5%。亚行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需警惕资本流入激增过度推高资产价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市场部主管维纳尔斯说，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使用期限被拉长，可能产生副作用，包括市场主体过度冒险、过度杠杆化以及资产泡沫。“我们看到证据表明这些风险在上升吗？答案是肯定的。”他说，超宽松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使世界进入了“未知的水域”。发达经济体的宽松政策，给新兴市场带来了溢出影响。

　　谭雅玲认为，在此形势下，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准确分析本国的真实状况和实际需要，不要盲从舆论的简单化定义，尤其是不能不顾及自己的风险压力，草率确定方向。目前中国需要的是加紧结构改革和效率最大化的发挥，突破不利的惯性和惰性，以新的发展方向与实际效能带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提高，使我国从规模效益转变为技术和科技水平含量的提高，从生产力大国转向创造力强国，促进流动性过剩之下结构和效率的发现与发挥。目前尤为紧迫的是汇率的管理与调节，不要盲从于“汇率操纵论”，而应强化监管与疏导，必要的汇率管理是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

　　（本报记者王慧、吴成良、王云松、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