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美联储决策者对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明智与否开始有些犹疑。这项效果不明的政策，不仅没能实现经济复苏，甚至还加剧了另一场危机爆发的风险。

　　1月29日-30日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记录了暗潮汹涌的不满情绪：众多与会者表达了对进一步资产购买所引发的潜在成本和风险的忧虑情绪。与会者不仅忧心量化宽松退出策略可能带来动荡，还担心美联储证券投资组合迅速膨胀会引发资本损失。

　　无论担忧情绪多么严重，他们都没注意到美联储这项策略中最大的弱点，就是强调短期战术甚于长期战略。面对危机，美联储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战术性对策押注加码，先是推出两轮量化宽松又继之以开放式的重复操作，从而不断加深了对问题的误判。第一轮量化宽松的成功使FOMC错误地相信已经找到了后续政策行动的正确模式。

　　假如美国经济是受困于总需求暂时不足这一周期性顽疾，这种办法有可能奏效。按照凯恩斯理论，财政及货币等反周期政策最终可以弥补需求不足，从而让经济再度启动。

　　但困扰美国的并不是暂时的周期性痼疾，而是一场持续拖累美国家庭的旷日持久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曾几何时，美国家庭对房地产出手毫不犹豫，借贷随心所欲，如今这两大泡沫早已破灭，但由此造成的影响并未消除：2012年家庭债务负担仍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113%，而去年的个人储蓄率平均仅为3.9%。

　　专注于改善资产负债表的美国消费者并未吞下货币财政当局抛出的香饵。相反，他们已经削减开支。五年来通胀调整后的个人消费开支平均增长仅为0.8%，这是“二战”结束后最严重也最持久的消费需求增长放缓。

　　货币财政刺激计划的声势虽然浩大，但作为针对周期性问题开出的药方，药不对症。现在应加速修复资产负债表，同时将货币和财政政策杠杆调至正常水平。解决方案包括减免“水下”抵押贷款（即未偿款超过房屋当前市值的贷款）、降低大约150万房屋面临的止赎风险。其他措施还包括强化储蓄激励机制，从而提升美国家庭的长期财务安全；扩大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养老金计划、建立低收入家庭特别激励机制，并结束美联储零利率政策强加在储户身上的财务压制。

　　诚然，上述政策充满争议。债务减免将纵容鲁莽和不负责的行为，但将“水下”的无追索权抵押贷款，转化为所谓的可追索债务（把不还债仅仅丢掉房屋转变为威胁到借款者的所有资产），可以解决上述担忧，并赋予美国的杠杆文化以更强的责任感。

　　时机也是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储蓄激励机制的实施。为避免存款激增可能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应在3年-5年内分阶段实施上述举措。

　　上述提议的主要优点在于，关注战略胜过战术层面，因此在解决困扰当前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问题时更对症。由于崇尚典型的自由放任主义，美国一直将战略问题交给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长此以往，导致政府在处理突发问题时被动且时常受到误导。

　　因此，美联储似乎更关注危机善后，而不是避免新一轮危机爆发。美国财政政策也是如此，讨论期在事件驱动下越来越短：1月1日通过财政悬崖议案，3月1日“支出封存”启动，3月27日预算“持续决议案”到期，5月18日批准提高债务上限的最后期限到期。一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债券市场很可能在酝酿着下一个泡沫，却被错误地当成这种短视做法的终极检验。

　　美国战略真空和短期主义危险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并越发严重。一系列短期的修修补补绝不能同成功的长期战略画等号。

　　而FOMC的内部争议意味着，央行终于意识到政策误导引发的后果越来越严重。财政政策领域同样存在类似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