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95周年院庆经邦论道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主讲：《中国财税改革新征程》”

　　财税改革认识不只是从经济谈，是经济政治社会综合。现在叫五位一体，还有文化生态，都可以归到经济政治社会。中国人习惯什么重要提出来再碰到问题再塞进去，生态肯定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文化就是政治的意味更浓一些。这种改革已经突破了只从经济角度探讨的问题，这种改革我们谈这么多，财税改革有很多局限性，不要指望财税改革一改，其他都起来了。整个财税改革局限性非常明显，有的东西通过财税改革带不动，但是改了之后可能看到一些好的地方。

　　财税改革如果从政治改革角度来说其实很重要。像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当时碰到一个问题，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人说没有代表不纳税，美国作为殖民地交税之后没有代表，本身变成政治问题。我们现在是财税问题国家税务局管帐，马上各路媒体都特别关心。媒体其实特别敏感，大家需要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很容易成为一个问题。它如果作为一个突破口有它的局限性。

　　财税改革：应有一种政治哲学

　　首先改革应该要有这些理念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理念的，实际上很难弄。所以我们谈财税改革应该有一个方案或者有某一种政治哲学。年初的收入分配方案，一方面要保护合法收入，马上讲完之后要调节过高收入。如果高收入是合法拿的，为什么要调节，什么叫过高。很多地方没有找到政治哲学指导，这种情况下出台的方案一定是矛盾重生。财税改革现在也是这样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内部改革，各种各样问题积聚，需要全方案改革。有人说营改增，上海在做，我个人认为营改增成为突破口有点像大车被小牛群拉的感觉，营改增是里面很小的东西，撬动整体比较难。还有预算体系改革，现在很多人寄予很过期望。

　　预算体系改革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容易做到，要改到实质就难了。比如说预算公开，公开从政治上面不会有政治不正确，但是公开到什么程度这是讲究的。比如说三公经费只是里面很小一部分，三公经费有人这个部门花多，那个部门花说，如果去看会发现花多不见得是浪费，花少的可能是浪费，公布总比不公布好。预算体系本身就是政治改革一部分，所以可能也只能够悬在中间，最后改一定要跟政治改革连在一起。整个改革很多都是需要联动的。

　　还有一些比如说牵扯到税制改革问题，财政体制跟税制改革有关的。财政体制因为现在谈的是中央钱比较多，地方钱比较少，如果再改，营业税改增值税，改完之后地方没有钱，给地方找钱要找房产税，房产税不好找，怎么办。地方税现在是中央层面很多官员包括财税官员，说这是伪命题。地方官员提这些，地方政府花钱，他花什么钱比较节约，从中央拿到钱更节约还是自己拿到的钱更节约，所以不见得都是坏处。

　　还有一些比如说税制改革牵扯到税制结构问题，还有税收负担问题。税收负担我们税负是轻还是重，其实每个人都有判断。大部分认为是重，但是你认为的重比我后面说的还是轻很多，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宏观税负到底这个税负主要谁在负担，我们不讲狭义口径，大口径也就是百分之三四十，在世界肯定不是最重的。但是如果算某一个群体税负会发现问题严重性，现在中国人什么人税负最重?中企业老板是经商，后面很多税可以转嫁出去。什么人税负又重又转嫁不去，只要政府拿走的。也不是工薪阶层，准确的说购买商品房自己居住的人。

　　这一套房子这一座楼总共负担多少税负，总体去算，从这些角度。这里面讲的是某一个特定群体。税负严重不均。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购买商品房自己住的人，如果制度是合理，通常这些人不找政府麻烦的事，他没有向政府要保障住房。这些人不一定很大能力，但是在网络社会里面这些人总是要发出一些声音，有的时候可能有所改变。

　　房产税：不能调节收入分配

　　关于现在讨论比较多房产税问题，我们赋于房产税太多责任。重庆说未来盖保障性住房，现在有人说房产税应该是用来调节收入分配。我曾经接待过几个OECD专家，我问过他们，你们资料上面能不能显示房产税调节收入分配，他说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中国这么干大概可以走中国道路了。他紧接着根我谈，不仅房产税没有这个功能，就连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分配的功能也受到限制。

　　政府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来改善，有一些东西比如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给你服务了。房产税怎么改，其实很简单，看外面怎么做，人家为什么那么做，总是有他的理由，只有我们自己会想出来，一套房三套房两套房怎么做。新国五条出来，北京市一户可以买两套，那就离婚。离婚的时候最多一人一套，又可以一人买一套。政府发现这个漏洞以后，规定单身的只能有一套房子。税收跟经济社会方面影响很不好的都出来了。94年税制改革留下很好遗产，减免税由国家税务局制，但是房地产调控又给地方政府，这里面又在退步，而且不知道倒退多少步，这是房产税。我个人认为房产税最后可能要走向，像美国那样，房产税主要功能给地方提供公共服务，融资，为地方公共服务找钱。如果不这么走，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会发生。比如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修地铁，你家边上原来没有地铁，最后等待地铁通了。最后房产税问你当地铁走过你的门前的时候你以什么心情迎接他?地铁过了之后，房产税增值，如果税率没有变化，税负大幅度提高，享受税率，税负提高你愿不愿意。但是如果房产税地方来收，用这么多钱比例可以下调，你是真正享受它的好处。

　　个人所得税：逃税严重

　　个人所得税，现在讨论特别多。比如说讨论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比如说现在3500应该定多高，有人3500怎么合理，其实没有什么合理，这个数字是不是大家接受。3000出来征求意见，83%的人太低了。从800块提高到1600块开了听证会，1600块到2500块悄无声息，2500块到3500块网络上征求意见。个人所得税现在一个大问题，个人所得税逃税比较严重，中国跟美国富人交税的问题，比如说巴非特说，我比我的员工交的还少，资本利得税，后来因为分化出这样一个行业，专门炒钱的行业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富人说，巴非特还交百分之十几，我一分都没交，现金交易，现金交易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饭店，偶然进去之后，这个饭店饭菜还不错，怎么没有什么人，那时候没有八项规定。人家主要目的是洗钱。还有风景区茶叶店，一斤茶叶十几万，现金交易的问题。而且在现金交易活跃的地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解决好税负征保问题，这个事情应该是人民银行做的。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愿意交个人所得税，很多是因为种种条件具备最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财政体制改革：中央与省财政关系

　　财政体制改革，政府兼财政关系的问题，讨论中央跟省一级财政关系问题。改革已经很有必要，很多事情最后指向必须调体制，比如营改增，营业税本来是地方的，增值税主要是中央的，改了之后上海做法新增的留给地方，这种做法临时可以这么安排，长期这么安排就不对了。还有其他问题都转向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改革动力在哪里，我们现在体制中央工作比较好做，只能靠各路诸侯推动，各路诸侯身份谁给的，又是中央给的，所以中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循环。

　　作为中央主政的人，与其被动给，是不是要主动给。1994年财税改革现在说好听一点，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最直接原因是国库没钱了。当时国库人民银行叫国库司报过来数字，92年连续一个月时间报过来，每天报国库余额两百多万，近乎亏空的国库，所以必须要改。原来改只是要改财政体制，但财政体制一改税制体制就带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看字面，不知道背后的事情。

　　研究历史的人有意思，看档案，档案有的时候也是骗人的，没做什么事情就写上，做了之后也不写。我们现在面临的背景跟当时不一样，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增长的新动力，这是中央有关决策有动力去做，前面十年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情。比如财政补贴，原来基本上开始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基本上快没了规模特别小。过去这些年全国又有一千多亿，上市公司能看到的组织。在这样情况下，怎么保证可持续，这都是一些问题。

　　改革方向

　　改革方向应该是什么。最直接来谈全面改革必要性，制度虽然是中央指定的，但是中央指定的制度到底怎么样?1994年改革当时说提高两个比重，一个比重是提高财政收入占比GDP比重，第二个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球财政总收入比重，这两个目标都实现了，而且实现得还不错。但是另外两个目标没有实现，从收支来看中央收60%，花钱40%，地方反过来，地方缺口由中国同样转移支付解决。中央通过20%调控地方，地方就听话了。现在情况，中央通过超过35%来操控地方，中央花15%，地方花钱花80%多。地方平均来看，地方大概花一块钱，2012年数字平均要四毛一，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转移支付。这样的概念是不是一种效率上面很容易损失。拿一个空杯子，一个杯有水，倒来倒去最后结果是什么。而且这个问题引起社会问题，很多人讲现在大城市堵车怎么办。如果把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四万五千亿，如果变成一万亿，可能很多人就不会那么堵车，很多钱是中央出去，为了拿到钱就要往北京跑，跑了之后还要有人跟着落实执行。首都是这样，各省会城市也是这样，钱是一步一步下来，这部分钱少了，大家也没有动力往北京跑了，没有动力往政治中心跑了，自然而然很多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