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亚平

　　早在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曾对中国、东欧以及前苏联的市场化过程作了详尽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前苏联、东欧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都出现了迅速的财政下降，但只有中国成功地抑制住了通货膨胀压力。而按他所提出的经济市场化的次序，金融增长必须建立在中央财政平衡的基础之上，否则将会被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所遏制。因此，他把在中国出现的“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与高金融增长”现象称作“中国之谜”。而这个中国之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广义货币供应量（M2）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中寻求新解。

　　继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之后，M2正在成为又一让中国百姓逐渐熟悉的经济术语。2013年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余额达到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31.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9%。这组数据中，最扎眼球的是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居世界第一。一时间，网络微博、街头巷尾关于M2的讨论不断升温。

　　M2突破百万亿，单从数字看是很吓人的。但实际上，消费者所熟知的现金和钞票属于货币，而这并非经济学中货币的唯一概念。在经济学上，我国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划分口径，把货币供给划分多个层次：M0=现金，即居民手中的现钞和企业单位的备用金，不包括商业银行的库存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由此可见，M2涵盖了各种形式的资金，不是全流通的。在我国M2的构成中，银行存款比重比较大，根据3月末的数据，M0只占5.37%，M1占比M2为30.03%。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的M0并不高。2012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的M0都在1万亿美元左右，而我国的M0为5.5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8600多亿美元。

　　其次，巨量M2也不等于高通胀，因为M0、M1、M2三种货币形式对物价的影响是不同的。通俗地说，M后面的数字越小，对物价影响越大。M0对物价的影响最大，M1次之，M2就更间接。M2的影响一般取决于央行货币政策，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调，那流通中的货币就多了，进而推高物价。

　　这些年来，在M2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通胀率并非一定随之走高。数据显示，2000年M2仅为13万亿元，到2008年就接近50万亿，当年CPI涨幅为5.9%；仅仅4年之后的2012年该数字已飙升至97.4万亿，当年CPI涨幅为2.6%；今年3月末M2一举突破百万亿元大关，此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3月份CPI涨幅2.1%。即使从2000年以来的12年来看，除了2007年、2008年CPI分别为4.8%、5.9%，2011年CPI反弹至5.94%外，基本上处于偏低的水平。同期M2增速与GDP增速相比之差要远高于物价涨幅。从数据的绝对值来看，我们目前还观测不到M2与通胀率有直接关联。

　　推高M2增量余额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货币化的结果。央行副行长易纲曾在其《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一书中探讨过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的问题。他认为，超额货币并不真正是“超额的”，它被用来满足新货币化了的经济的需要。1993年之前，中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相应放开市场价格，带来了大量的商品交易现金需求，需要一定货币来支撑；到1993年，伴随中国短缺经济状态的结束，相应以商品吸纳为主的货币过程也告一段落。但中国货币化进程并没有终止，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要素吸纳和资产吸纳进一步提速。一方面，城市化正处于起飞进程中，高速公路网、铁路网、机场、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这些都需要中长期贷款来完成，M2随之被不断创造出来；另一方面，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将土地和商品房推入了货币化进程，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不断扩容，相应对货币供给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我国外汇储备积累多，造成外汇占款的不断提高和本国货币投放的增加，形成M2高余额；我国的储蓄率较高，加之我国银行的信贷占社会融资绝对主导地位，而其他一些国家还有大量银行以外的金融体系作为企业融资渠道（也就是说本应存入银行的M2被分流），这种背景下，我国整个M2余额较高也不足为奇。

　　随着M2余额逼近百万亿大关，中国M2与GDP的比例再度创下历史新高1.9倍。如果将此等同于货币超发，认为中国经济将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则是十分片面的。